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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以牧为主，农牧林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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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坚决保证农牧民在生产上的自主权，决不许强迫群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不要下达或变相下达种植和饲养计划。要帮助农牧民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农牧业技术。要继续抓好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电力灌溉，改变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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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探索、总结改进和完善农牧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务求简便易行，符合实际情况，不要照搬内地经验，不搞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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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想方设法扶持和帮助有各种专门技能，又有利社会的手工匠人发展民族手工业，例如氆氇、地毯、藏刀、藏碗、藏靴等。广开生产门路，积极帮助农牧民发展多种形式合营、集体经营和个体经营的工业、商业和服务性企业以及家庭副业，尤其要发展西藏特有的采集业、种植业、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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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商业要搞活，流通渠道要畅通。国营商业要逐步把经营重点放在工业品批发和重要土特产品的收购上来，县及县以下的商业网点要放手让集体和个体经营，让利于民。要允许农牧民长途贩运，打破地区之间的封锁。常年开放粮食市场，实行自由买卖，允许自由交换。[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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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下旬，为全面贯彻和执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在拉萨召开了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详细总结了1980年以来西藏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检查了在经济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教育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切实按照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三个方面：第一，按照不断发展的西藏新情况，修订具体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第二，尊重和继承西藏固有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藏族的语言、文学、艺术、医学等，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特别重视团结上层代表人物，同他们开诚布公、真诚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51]西藏自治区党委会议研究制定了进一步放宽经济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措施，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农牧区若干政策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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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27日，即扩大会议结束的当天，自治区人民政府就将中央指示精神和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农牧区若干政策规定（试行）》精神，签发了执行布告。布告第一条宣布免征农牧业税政策延长到1990年；第二条规定土地、牲畜的承包期30年不变；集体果树、集体林木、荒山、荒滩、荒地的承包期50年不变，可以转包；荒山、荒滩、荒地的开发性经营允许继承。西藏自治区党委的“规定”和人民政府的“布告”，在全区范围内传达公布以后，深受广大农牧民、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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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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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19日，胡启立[52]、田纪云[53]到西藏视察工作，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西藏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实现西藏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他们在与自治区领导人座谈讨论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依赖性、供给性、封闭性、效益不高的问题，要进一步解决西藏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必须大力增强西藏经济的自身活力。他们在给中央的《赴西藏调查研究的报告》中对西藏执行中央指示情况做了充分的阐述，对西藏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报告指出：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以阴法唐为首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坚决、认真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经济有了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建设进度加快，政治上安定团结，各族人民喜气洋洋。他们在谈及西藏出现了万元户，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时说，这是他们原来没想到的。西藏的发展潜力很大，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西藏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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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为促进西藏经济发展，首先进一步放宽了对农牧区的经济政策，加快了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在1980年之后，广大农牧区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逐步摆脱了“一大二公”“集体干活，平均分配”的模式，试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对农牧区生产关系和经营体制进行了初步调整与改革。但是，就西藏整个经济体制来说，仍然是封闭式自然经济和供给型计划经济结构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农牧业生产还不能提供更多的剩余新产品，地方国民收入、财政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大量的财政支出长期依靠国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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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经济内部一方面是农牧区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是城镇亏损企业。在供给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救济补贴资金很难调动西藏经济自身的发展潜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不仅城镇职工吃国家“大锅饭”，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牧民也依赖国家救济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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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三届二次扩大会议提出实行以牧为主，牧农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完善农牧区已经实行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通过方针政策的调整，调动了西藏广大人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以逐步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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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以户为单位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农牧民生产积极性，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是，农牧民长期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比较重视维持简单再生产，不重视农田、草场建设的投入和扩大再生产，同时也担心政策发生变化，一些县、区干部希望所有制关系也能长期稳定下来，为此，自治区组织试行了多种经营形式与办法。山南地区开始出现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的形式，很受牧民欢迎，促进了牧业的发展。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总结、筛选各地经验中，从西藏地区的特点出发，在社会所有制关系上，进一步放宽政策，大力提倡发展集体、个体经济。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上，突出了市场调节，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在坚持土地、草原、森林公有制的前提下，提出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简称“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目的是解除群众的“担心”，让群众放开手脚发展生产，走勤劳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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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视察工作时，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和政策。他们在给中央的《赴西藏调查研究的报告》中，把这些做法概括为“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并以此作为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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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批转了该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对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报告中归纳的“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的方针政策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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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放”，即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有利于调动广大农牧民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出发，充分发挥西藏地方的自身优势，制定符合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的，有碍于调动群众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一切旧观念、老套套，坚决破除。“两个为主”，即按照西藏生产发展水平和群众意见，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生产经营方针。“两个转变”，即一是逐步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增强自身活力，逐步实现西藏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二是使供给型经济逐步转变为经营型经济，以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两个长期不变”，即牧区已开始实行的“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和农区实行的“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政府规定实行什么样的经营方式完全由群众自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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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各地、市抓住时机，广为宣传，积极组织实施这些方针政策。至1984年12月，“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精神已贯彻到95%的农牧业生产地区，进一步解除了农牧民怕政策变，担心投放资金扩大再生产怕吃亏的疑虑，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群众发展多种经济，自主组织经营商品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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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4.945亿公斤，比大灾之年的1983年增加了1.257亿公斤；开始出现经商致富户，建筑业、运输业联营户，盖新房、添置新家具户也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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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牧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注意从西藏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避免“一刀切”、一个模式到处套的做法。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自治区对愿意保留公社体制，实行统一管理的，允许存在；退回到互助组、分地承包单干的，只要群众自愿，政府不加干涉，均由自便。但有个别地方强调一律要分地承包，必须要实行以户为主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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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2月，西藏自治区为了把“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更加具体化，便于基层干部和群众掌握，让农牧民放心地发展商品生产，进入市场竞争，重新修订了《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的规定》，以布告形式公布了20条具体实施政策[55]，这是西藏自治区贯彻中央发展西藏经济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具体指示，是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措施和实际步骤。“两个为主”确立了农牧产品由农牧民自主支配、自由购销，实行市场调节的主导地位。政策规定国有企业要让利于民，各种生财之道、致富门路首先让给群众。凡是适合农牧民经营的项目都让群众去办，宣布在荒山、荒滩、荒地上种树、种草、种饲料，谁种谁有，长期不变，产品自主处理，可以继承或折价转让；草场使用权按历史习惯和群众自愿固定到户，让联户或居民点使用；支持农牧民发展个体或集体交通运输业，鼓励长途贩运，发展集市贸易；提倡农牧民集资合股办企业，允许私人雇工；国家增加对农牧业的投资，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科学技术。至此，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基本形成，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牧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承包经营、发展经济的具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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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改革开放的初期，各级党政领导坚定不移地注重深化农牧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88年以后，农牧区主要是在稳定和完善“两个为主”和“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社会服务体系，大力推广农牧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增加对农牧业的资金投入，提高农牧业的科技含量，从多方面推动农牧业生产的发展。由于政策放宽，科学技术的推广，农牧业投入的增加，使西藏农牧业开始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在1988年西藏自治区建设江孜、白朗、日喀则、贡嘎、乃东、琼结、达孜、曲水、堆龙德庆、波密等10个县为商品粮基地和当雄、安多两个县为畜产品基地的基础上，于1990年后大面积实施“丰收计划”“麦类作物高产栽培”“旱作农业示范”“种子基地建设”等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全区累计实施“丰收计划”600万亩，平均增产15%，出现了一批连片的高产田，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丰收。1991年粮食产量就突破6亿公斤大关，部分农业地区出现存有万斤粮的农户。畜牧业生产经过畜群结构调整和抗灾基地建设，牲畜存栏头（只）数基本稳定在2200万头（只）左右，大牲畜比例逐步增加，畜产品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农牧区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其收入占农牧区经济总收入比例有较大增长。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稳定局势和加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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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藏地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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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而西藏地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企业扩权试点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藏贯彻执行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先后“关、停、并、转”了33个长期亏损的企业，并在企业生产、计划管理、分配制度、用人制度等方面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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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该规定从企业生产计划管理、用工制度、分配制度、资金使用、产品销售、技术改造等13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责、权、利相结合。自治区选择了自治区机修厂等15个企业进行改革试点，探索改革路子，总结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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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企业突破旧的计划体制，自主安排生产，起到了探索和先行作用。非试点企业也纷纷效仿，政企分开，扩权让利，企业管理体制下放，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实行厂长负责制。较早进行改革试点的交通运输、建筑、内外贸易、森工等4个行业扩权以后，转变经营机制，走向市场，参加竞争，取得了显著成绩。西藏运输部门是多年亏损企业，靠国家补贴运营，实行车辆租赁承包责任制后，开放营运市场，把车辆投入竞争机制以后，由运力不足转为运力过剩，运价下降，逐步扭亏为盈。拉萨运输公司是西藏最大的运输企业，长期靠政策补贴经营，运量越大，国家补贴越多，亏损越大。1980年亏损1400万元，改革后的1984年下降到817万元，1986年又下降到500万元，到1987年开始出现扭亏为盈的大好势头，运量越大，盈利越多，成为良性循环、自我发展的国有企业。[56]西藏国有建筑业，也是多年亏损的企业，扩权试点以后实行政企分开，开放建筑市场，运用招标承包机制，工期平均缩短30%，成本下降8.4%，三分之一的建筑队1984年即开始盈利。内外贸易部门被列为扩权试点单位以后，实行政企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核算、经营体制，大力发展集体、个体商业，1984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3年增长1.39倍，外贸总额增长2.46倍。全区迅速出现2700个集体商业，1.3万家个体商业户。森林工业在扩权试点过程中，推行岗位责任制，放宽林业政策，促进森林工业发展。1984年原木砍伐量比上年增长6.29%，锯材增长13.09%。扩权试点企业自主经营时间虽然不长，但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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