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84271
1706684272
1987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佩尔和参议员赫尔姆斯，为支持达赖的“五点计划”，竟在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修正案》，在国际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也仿效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一些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了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气焰。
1706684273
1706684274
1988年6月14日，十四世达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上，再次发表西藏“变相独立”的演讲，但在遭到欧洲议会议长的拒绝后，不得不于6月15日下午散发了早已准备好的《对欧洲议员的演讲》。该“演讲稿”除了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外，就是重申“五点计划”，并提出了所谓的“七条新建议”，其主要内容有：1.西藏应是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2.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4.西藏政府应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执行首脑、两院制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5.西藏的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6.西藏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7.应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这7条所谓的“新建议”实无新意可言，只不过是以更加花里胡哨的言语掩盖“西藏独立”的真实目的。
1706684275
1706684276
第二是勾结逃亡国外的“东突独”“蒙独”“民运”分子，以及“台独”分子，在国际上掀起阵阵分裂独立浊浪。达赖集团早就与新疆、内蒙古的外逃分裂主义分子勾结。1985年7月，他们在瑞士苏黎世聚会，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内蒙、满洲、西藏流亡协会”，请十四世达赖担任“共同领袖”。“东欧剧变”后，藏、疆、蒙外逃分裂主义势力进一步加紧勾结，达赖提出要建立“亚细亚民主共同体”，企图使西藏、内蒙古和新疆成为中国的“波罗的海三国”。“六四风波”之后的1989年9月，逃亡国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法国巴黎成立所谓“中国民主阵线”，达赖“流亡政府”噶伦詹东·丹增朗杰专程去法国参加成立大会，鼓动“民运”与达赖集团联手“争取民主、自由”。
1706684277
1706684278
1985年10月，达赖在美国宣称：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表示同情和声援”，希望与“民运”分子联合。
1706684279
1706684280
同年12月，达赖再次窜到法国巴黎，会见了“民运”头目严家祺。严家祺亦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西藏“独立”，只是声称“西藏问题可以在一个民主、和平及互利方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制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基本可以以联邦制模式保留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即以松散的联邦制形式保留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达赖则说“在中国要建立多元化制度”，“将与‘民运’合作，在海外、中国大陆和西藏推行民主”。因此，这两股势力在反对祖国的问题上找到了利益共同点。
1706684281
1706684282
另外，早在“文革”时期，达赖集团就与台湾当局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台湾当局的支持。台湾当局虽不支持西藏公然“独立”，却希望联合达赖集团共同对付中共在大陆的统治。
1706684283
1706684284
1984年，达赖“流亡政府”派遣时任首席噶伦牛青·图登朗杰、噶伦扎西平措赴台，要求台湾当局给达赖集团每月1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当年，台湾当局就给了达赖集团1500万美元。从1989年开始，台湾当局每年接受约100名赴台读书的藏族青少年，仅该项教育经费每年就达2500万元新台币。从此，达赖集团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并日益公开化，在国际上不断上演分裂、“独立”的“闹剧”。
1706684285
1706684286
在国内，达赖集团借中国政府实施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和重点发展经济之际，利用国内存在的各种矛盾，打着与中央政府“谈判”的旗号，暗行向西藏地方渗透之实，在某种程度上蛊惑了个别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为挑起拉萨骚乱、积累民族分裂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活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达赖虽在国际上四处活动，但仍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西藏独立”，故而达赖集团改变了斗争策略，向中国中央政府发出了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和派“代表”回国“听听中央首长的指示”的信号。
1706684287
1706684288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11]既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回国的态度，又定下了达赖派遣代表谈判或回国的基调。
1706684289
1706684290
1979年2月，达赖派遣其二哥嘉乐顿珠作为代表，前往北京了解情况。3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嘉乐顿珠时，明确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立场，停止分裂活动，中央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12]强调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谈判问题的“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13]，并同意达赖或派人先回西藏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西藏社会的变迁。
1706684291
1706684292
从1979年8月至1980年9月，利用中央政府同意达赖本人或达赖派人回西藏了解情况的机会，十四世达赖先后派遣3批参观团回国活动，主要目的不是了解情况，而是收集情报和鼓吹民族分裂。达赖派遣的参观团回国之初，中央政府及西藏各级地方政府热情接待，既让他们看好的、发展的一面，也让他们看差的、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客观公正地展示西藏人民生活的发展变化。[14]但是，这些参观团成员故意忘记自己的本分，东奔西窜、聚众演讲，或者挤进寺庙，拉拢活佛和僧侣，或者收买人心、安置特务、发展秘密组织，或者煽动宗教狂热，鼓吹民族分裂。他们竟胡说“达赖喇嘛是藏人的救星，来世的希望”，狂呼“只要是吃糌粑的，就要为西藏独立事业和自由献身”。[15]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批准西藏自治区令其第二个参观团离开，但并未关闭“接谈”大门。
1706684293
1706684294
198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仍然接见了达赖的代表，提出了中央对达赖的五点政策。这五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中国已进入一个政治能够长期安定，经济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团结的新时期；2.双方都忘记1959年的那段历史，开诚布公地接触和谈判；3.中央诚心诚意地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4.达赖回来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也不要兼了；5.达赖何时回来，由他自己决定，中央将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接他，并发表消息。[16]中央对达赖的真诚态度，并未换来达赖集团的应有回报，在1982年4月和1984年10月，达赖相继派遣的代表，仍然一如既往地利用参观、访问、欢迎集会等机会，收集情报，鼓吹“西藏独立”，并在返回国外后利用所搜集的影像，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1706684295
1706684296
达赖集团以“接触”、“对话”和“谈判”的名义，借机向西藏地方渗透，向国际社会抹黑中国政府形象。达赖集团打着“自治”旗号的“变相独立”要求和毫无诚意的“接触”与“谈判”，是导致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接谈”破裂的根本原因。但是，达赖集团却以“自由、民主、人权”问题，或“五点和平计划”“七条新建议”“中间道路”“我要回家”等美丽动人的谎言，掩盖其要求西藏“变相独立”的真实目的，在国际上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对境内的一些人也产生了蛊惑作用。20世纪80年代，达赖集团加紧了对国内的渗透，他们利用反华势力提供的电台持续不断地对境内广播，大肆攻击中央的治藏方针和政策，蛊惑境内群众非法出境到达兰萨拉朝佛，引诱干部群众的子女到其学校就读，特别是煽动部分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对政府进行“清算”，索要民主改革中被翻身农奴夺去的财产。在境内，一些针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奇谈怪论纷纷出笼，有的论调以理论研究的面目出现[17]，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同时，在大批内地干部内调的同时，社会上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行开始泛滥。
1706684297
1706684298
198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有关会议上指出：“西藏同志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深刻认识。在工作上有四个担心，即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宗教影响越来越大，会不会出现叛乱？另外还有三个兴趣浓不浓的问题。”他认为：“丢掉四个担心，提高三个兴趣，就可能使西藏工作大进一步。”[18]
1706684299
1706684300
1984年10月4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检查说：“在统战、民族、宗教方面，对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左’的倾向清理、纠正得不坚决、不彻底。对宗教问题顾虑多，怕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怕出宗教热，怕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怕出乱子。”[19]此后，西藏地方大幅度放宽统战、宗教政策。
1706684301
1706684302
1985年6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更换[20]之后，自治区主要领导在1986年亲自参加宗教活动[21]，各地的宗教活动也形成热潮。达赖集团后来认为并放言：控制一座寺庙，等于控制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22]所有这些情况潜伏着后来拉萨大规模骚乱的隐患。
1706684303
1706684304
1706684305
1706684306
1706684308
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西藏地方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706684309
1706684310
一 世界多种民族主义泛滥下的现代化困境问题
1706684311
1706684312
世界民族主义新浪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706684313
1706684314
第一，世界格局转轨时期，原来被掩盖或相对弱化的民族矛盾迅速强化起来，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苏美两国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冷战格局。这种格局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在军事上表现为华沙条约集团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对立，东西方处于“冷战”之中。这样的一种格局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民族矛盾都处于一种很次要的地位，甚至被掩盖起来，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问题的状况也不能不受这种格局的限制。但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纷纷调整，以期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把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消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其内部原有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在逐步上升，从而出现了民族主义增强的态势。
1706684315
1706684316
第二，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无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其新的殖民政策，大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紧密相连。如波黑战争，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推行新的殖民掠夺和强权政治，不断在世界各地策划、煽动和利用民族、宗教冲突，借此搞“代理战争”，或培植、利用、教唆别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搞内乱，或以“人权”“民主”等莫须有的理由，策划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并挑起冲突和动乱。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之遥相呼应，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策动、制造了无数起战乱、仇杀的悲剧，而他们从中渔利。西方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要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
1706684317
1706684318
第三，在世界范围内，全世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导致了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使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仍较落后的弱小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此外，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威胁到一些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因此也就激发了一部分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机掀起民族独立浪潮提供了机会。现在，全世界跨国的“泛”字号的民族主义东山再起。目前比较活跃的主要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泛突厥主义”，它在土耳其等国家的支持下，正成为企图影响世界格局的新的政治势力。
1706684319
1706684320
苏联的失败，给中国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中，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表现得相当尖锐，特别要注意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认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存在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性，要认识敌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
上一页 ]
[ :1.70668427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