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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西藏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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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指出:“我们要加快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在各项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断地加深对西藏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在工作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38]《纪要》还指出了目前国内对西藏认识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只看到西藏的特殊性,不承认西藏同全国其他各地的共同性,甚至非常错误地认为西藏可以‘独立’”;二是“只看到西藏同全国各地的共同性,忽视甚至否认西藏的特殊性。……西藏的这种特殊性是长期的历史所形成的,忽视甚至否认这种特殊性,我们就要犯错误,就要脱离西藏群众,并且会为国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的敌对分子所利用,从而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西藏的上述特点出发,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国政府现在实行两种特殊政策:一种是在沿海的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实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一种是在西藏自治区实行的一系列特殊政策。……这样做不必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是不是会削弱党的领导,是不是会使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是不是会再发生大的叛乱。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顾虑多了,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切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开创新局面”。[39]《纪要》从认识论的高度回答了应如何正确认识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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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牧农林业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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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在三五年内,使农牧民的年平均实际收入翻一番”。为此,应采取以下几项具体措施:第一,继续让群众休养生息,增加实际收入;免征免购政策延长到1990年,取消粮食、酥油、肉的计划议购和变相计划收购。第二,实行以牧为主,牧农林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第三,要坚决保证农牧民在生产上的自主权,绝不许强迫群众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第四,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探索、总结、改进和完善农牧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务求简便易行,符合实际情况,不要照搬内地经验,不搞形式主义。第五,想方设法扶持和帮助有各种专门技能、又有利社会的手工匠人发展民族手工业,例如氆氇、地毯、藏刀、藏碗、藏靴等。第六,商业要搞活,流通渠道要畅通。[40]这样中共中央就直接指出了具体的发展牧农林产业和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工作方针和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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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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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中指出:“在西藏,对外开放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国外的开放,一是对国内其他省市区的开放。”“在国内首先同地理临近、历史关系比较密切的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进而加强同其他省市区的联系和协作。坚持行之有效的对口支援的办法,并且要越办越好。”“对国外要继续发展或逐步发展同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等邻国的边境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外汇差额由国家补贴。”并指出“对外开放的另一重要内容,是逐步发展旅游业。……办好这件事,不仅能够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扩大西藏的政治影响”[41]。中央不仅提出了西藏地方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而且制定了国家补贴外汇逆差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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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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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中指出,“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都调动到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上来”。这就要求在统战工作上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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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统战工作对象,不仅是解放前后在西藏有地位、有影响的军政、民族、宗教界的上层爱国人士,以及在世和不在世的上层爱国人士的家属子女,宗教职业者,民主改革时的赎买对象及其家属子女和领主代理人,藏族中的旧知识分子和民间艺人。而且还应该包括随同达赖逃亡国外人员留下的家属子女和曾被关押后刑满释放或宽大释放的旧军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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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确看待统战工作的对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搞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只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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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继续抓落实政策,认真处理遗留问题。被查抄的财物,凡有下落的要追回,原物确实找不到的要合理补偿。被占用的房产没清退完的要抓紧清退。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要去掉,应该做适当安排的要抓紧安排。……外逃人员留下的家属子女,人数不少,对他们不应歧视,对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应采取特殊措施妥予安置。落实政策工作要力争在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前基本完成。对轻视统战工作、有错误认识或说怪话的人,要加强思想教育。对落实政策顶着不办的人,要批评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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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强与统战工作的对象,特别是上层爱国人士的联系,同他们多接触,多谈心,多交朋友,真诚相待,肝胆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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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依法惩处严重违法犯罪人员时,在藏族中抓人要特别慎重;在上层人士、宗教人士和其他统战对象中抓人更要特别地慎重。一是要证据确凿;二是事先要跟有关组织和有关上层人士打招呼,然后严格、准确地依法律办事。[42]《纪要》中还指出:要继续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的工作;为了满足信教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愿望,争取在(20世纪)80年代末逐步恢复到200座左右的寺庙,还可以建立一些简易的宗教活动点。[43]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落实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的政策,并为此做出了前述具体而明确的指示,对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民族宗教工作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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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认真培训民族干部,提高思想、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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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中指出,要认真培训民族干部,提高思想、工作水平。同时,在座谈会上,还确定了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等9省市按照西藏的要求,援建43项工程项目,这也反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所做的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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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纪要》是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西藏工作的重要文件。望自治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正确掌握它的精神,团结、带领西藏干部和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力求尽快地把自治区的经济搞上去,使全区人民富裕起来。”[44]这反映了中央对西藏地区贯彻落实《纪要》的殷切期望。同时,中央各有关部门、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援藏省市立即行动起来,积极贯彻落实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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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16~2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二次会议贯彻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讨论如何加快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在座谈会上,确定援藏的省市分别迅速成立了由各省市的省长、市长或副省长、副市长为组长的援藏领导小组,西藏亦成立了以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杰才旦为指挥长、副主席多吉才让为副指挥长的43项工程建设指挥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物资局、冶金部、铁道部、水电部、交通部、国家建材局、民航总局、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后勤部等各部门,都采取措施,重新调整计划,调拨物资,安排运输力量,从各方面支援工程建设,从而加快了43项工程建设的进度。到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涉及能源、交通、建材、饲料加工、商业、教育、文体、卫生、市政和旅游设施等10个方面的43项工程,除1项停建,2项缓建外,其余40项工程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建成交付使用,为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上了一份珍贵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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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在中国内地已经开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切实迈出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后召开的。所以,召开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总结和检查1980年以来的西藏工作的基础上,为适时转变西藏的经济体制和进行对外开放提供思想指导,并研究相应的措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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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中共中央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深入,如何在西藏自治区加强统战、宗教和民族政策教育,也是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既是本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之一,也是座谈会上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随着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中共中央领导、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成员,甚至中国思想界,对西藏问题都有了相对多元化的认识,为提高对西藏自治区特殊性及其与内地各省区市共同性的认识,也需要召开一次中央级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统一思想,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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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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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从8月19日至31日在西藏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藏期间,多次与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座谈,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爱国人士交谈。他们对如何进一步贯彻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真正搞活经济,让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政策措施,都讲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们首先肯定今春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以阴法唐为首的区党委会议精神是积极认真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到各地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区党委和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是满意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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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田纪云返京后,于9月14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胡启立、田纪云同志赴西藏调查研究的报告》。报告肯定西藏在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西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些成绩,一方面是由于中央的关怀和全国的支援,但更重要的是西藏的藏族和其他各族干部、群众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辛勤努力的结果。进藏的汉族干部在艰苦的环境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藏的一批老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令人敬佩。报告在肯定西藏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指出西藏的经济效益不高,并且带有严重的依赖性、供给性、封闭性,解决这个突出问题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一个解放”(消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解放思想)、“两个转变”(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型经济)。报告指出西藏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大力发展牧业和农业,以解决温饱问题;二是大力发展以农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轻纺工业、食品工业和民族手工业以及藏医药等,以促进商品生产和城乡经济交流;三是发动群众开采稀有金属、贵重金属和玛瑙、玉石等矿产;四是大力发展旅游业、充分发挥“世界屋脊”的独特优势。报告指出当前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是:实行有利于加快农牧业发展的政策,把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价格理顺;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发展旅游事业;大力开展边境贸易,大力疏通渠道,促进商品交换。在讲到实行有利于加快农牧业发展的政策时,报告提出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牧区可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农区可以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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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并转发了《胡启立、田纪云同志赴西藏调查研究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对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希望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这个报告的建议,提出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步骤,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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