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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了对西藏的发展问题的看法。邓小平指出: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6%,汉族占94%,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6%。至于说“文化大革命”使少数民族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能表明我们歧视少数民族。那时不仅损害了少数民族,受害最大的还是汉族,大多数老一辈的革命家都被打倒了嘛,这些人几乎都是汉族嘛,包括我在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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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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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虽然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受到了西藏爱国僧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但是,在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各界上层中仍有相当一批人对《十七条协议》半信半疑,甚至一些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拒不承认《十七条协议》,或明或暗地抵制协议的执行和落实。因此,执行和维护《十七条协议》就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其驻藏机构、驻藏官兵、西藏爱国统一势力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内容。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驻藏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下,不仅彻底平息了叛乱,实施了民主改革,并在1965年9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掀开了西藏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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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重要一边,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借助“东欧剧变”的“有利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伺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一举实现其“西藏独立”的梦想。于是,十四世达赖遂乘此“西风”,在国际上大肆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十四世达赖于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了肆意歪曲西藏历史和攻击中国政府的演讲,抛出了所谓的“五点和平计划”,于1988年6月15日在欧洲人民议会上又提出了所谓的“七条新建议”。在此基础上以达赖为首的民族分裂集团,试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频繁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向国际社会兜售其“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策略”,以争取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同时,他们还加紧与“东突独”“蒙独”“台独”以及流亡国外的“民运”分子相勾结。同时,达赖集团还一方面通过所谓的“选举改革”“再生转世”“境外转世”等手段,整合“藏青会”“藏妇会”及各地区派系之间的关系,试图永远控制流亡藏人,并将民族分裂活动持续化、长期化;另一方面,达赖集团积极向西藏地区和邻省藏区渗透,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策动一部分有民族分裂情绪的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利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利益调整所带来的不满情绪,煽动社会动乱,或以暗杀、爆炸等恐怖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达赖民族分裂集团对中国实施分裂破坏活动的又一次险恶图谋。因此,虽然西藏的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但达赖集团及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预谋挑衅,给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达赖集团的破坏活动是西藏经济文化社会事业跨越式发展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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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7月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再次强调西藏反分裂斗争的重要性。他说:“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并分析说:“总的看,西藏的局势是稳定的,各民族人民是团结的,但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我们与达赖集团的分歧,不是信教与不信教,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与反分裂的问题。”据此,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根据中央对达赖本人及同达赖集团斗争的定性原则,开展了公开揭批达赖的运动,陆续打掉了一批地下反动组织,侦破了300多起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并从1994年冬天开始,以城镇为重点,收缴清除以达赖像为代表的反动宣传品,坚决取缔了为十四世达赖祝寿祈福的“冲拉亚岁”等非法活动,加强边境管理,严重打击了达赖集团的派遣、渗透等阴谋破坏活动。鉴于达赖集团扬言“控制一座寺庙就等于控制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妄图将寺庙变成分裂主义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堡垒,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中央支持下,从1990年6月以拉萨三大寺为突破口,对69座寺庙进行教育整顿试点,1997年初在全区全面铺开。从1998年到1999年,西藏在全区范围内抽调干部,组成寺教工作组,对寺庙僧尼分批进行了教育整顿,清除了一批混在寺庙里的分裂主义分子和不法分子,建立、健全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积极稳妥地对寺庙进行定员,改变了一度存在的乱建寺庙、滥招僧尼的混乱状况。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政府粉碎了达赖擅自非法宣布“班禅转世灵童”的阴谋,圆满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和坐床这一佛教盛事,基本上维持了西藏政治局势的稳定,从而为制定西藏跨越式发展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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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先后召开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世纪、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地方经济发展和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了西藏地方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了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既是在21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必须实现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两大宏伟目标的基本要求。其实,这两大目标相辅相成,基本一致,只有实现西藏地方的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也只有长治久安才能为西藏地方持续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基于西藏地区基本社会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从而也为西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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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3,第644页。此篇是1940年1月为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喧嚣而写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纲领的著作,提出和阐明的许多重要思想,是对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20多年丰富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分析和解决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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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新年献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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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16~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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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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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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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强权政治就是指某些强国凭借军事、经济实力的优势向外扩张,推行炮舰政策及霸权政策。它们力图建立由大国操纵的国际体系,以谋求霸权;它们崇尚“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论调,将大多数中小国家排斥在国际政治之外。所有这些都是强权政治在国际关系中具体的表现。在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外交政策,均基于强权政治的原则,其实质是对其他国家主权和尊严的粗暴践踏和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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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战胜国通过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建立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媾和会议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美、英、法的政府首脑操纵了会议。巴黎会议名义上有2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但是,决策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会议”做出。从3月下旬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三巨头”控制了会议。4月下旬,奥兰多因为会议未能满足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而回国,和会的决策由“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掌握,对徳合约是巴黎和会讨论的中心问题。经过长时间争吵,1919年6月28日,对徳合约即《凡尔赛合约》在凡尔赛宫签字。对徳合约签订后,协约国又相继同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土耳其等签订了合约,这些合约连同《凡尔赛合约》构成了所谓的“凡尔赛体系”,调整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西亚、北非的利益冲突。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的凸显,自20世纪30年代起,该体系被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一系列侵略行径所打破。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体系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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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雅尔塔会议又称为“克里米亚会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的政府首脑——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它协调了苏联与美英之间的关系,取得了相互谅解;加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有利于动员盟国全部力量,最终打败德日法西斯;对战后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一定的安排。但是,在牵涉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主权利益问题上,违背了世界各国平等合作和尊重主权完整的原则,是由大国主宰一切的强权政治的重要表现。这次会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决定了直到今天许多国家的命运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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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武力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想通过“和平演变”的战略,在不动声色中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在朝鲜战争失败后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甚高,所以用武力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就把搞垮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和平演变”战略。按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解释,“和平演变”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寻找一种办法越过、潜入和绕过铁幕”,在两种制度之间进行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社会制度发生和平演变”,以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从实践上来看,“和平演变”大致有以下两个途径。第一个是进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渗透,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内发生的重大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以尊重人权和民主为原则,促使社会意识发生变化。第二个途径是分化瓦解,诱压兼施,煽动民族情绪,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并且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迫使社会主义国家选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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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若干个带“泛”字的主义和运动,如泛美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非主义等等。这些主义或运动有其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致力于把属于某一地理区域、某一语言集团、某一民族因素、某一种族或信仰作为追求的目标,形成一股势力,达到统一,以致分裂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引起社会动荡和不安,这是危害世界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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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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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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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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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现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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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村罗布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红旗出版社,1999,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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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现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第33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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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黎思惠:《对西藏理论现状的反思》,《西藏日报》198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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