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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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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中共中央自1980年至2001年间召开的研究和解决西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制定重要方针和实施重要政策的高层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因而，中央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当代西藏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也是中共中央治藏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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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名称相同，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社会背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做出的重大部署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就召开的社会背景来看有些不同，例如：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文革”刚刚结束之初和国民经济处于恢复调整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刚刚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以说是一个百废待举的时代。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则处于全国转变经济体制和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之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平息了“八九”风波之后，随着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处于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时代。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以及中共中央做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时期。因此，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时代背景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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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解决的问题和做出的战略部署也不尽相同。例如：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更多的是从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角度，弥补和挽回“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造成的破坏和阻碍，落实西藏的民族宗教政策。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更多的是从转变经济体制和实施改革开放的角度，要求西藏适时转变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实施对国内和国外的开放，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条件，并要求其他9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在总结前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工作的基础上，面对国际上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分裂独立活动以及国内因改革开放所导致的一些社会矛盾的凸显，肯定了西藏工作中“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在西藏工作中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即一手抓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立足西藏地区发展的长远战略，提出在新世纪的起点之上，要利用目前国际局势比较缓和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有利时机，促进西藏地方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因此，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不断解决西藏工作中的新问题，做出西藏工作的新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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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因为时代背景、面对的主要问题和做出的重大部署也有不同，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各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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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进入高潮，中央的免税、免征购等优惠政策也给西藏的农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获得平反和补偿，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但是，在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中，也出现了一些因内调干部过多而导致相应工作瘫痪的情况，还有因落实政策过度而导致一些不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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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西藏人民的视野，带给雪域高原改革开放的“春风”，各族人民感受到了国家的关怀，看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景。需要总结的是，由于对形势的判断产生了一些偏差，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分裂“独立”势力也“随风”潜入西藏，发生了从1987年至1989年的一系列骚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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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因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两手抓”，会议把1990年胡锦涛在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指导思想确定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对达赖集团的方针，做出了加快西藏发展、实施对口援藏的重大决策，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特殊优惠政策。会议着眼于抓好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在43项援藏工程基础上，新增加了62项援藏工程，并确立了长期对口援藏政策，从而使西藏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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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科学分析了21世纪初西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一加强、两促进”的历史任务，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加大了对口援藏力度，确定了扶持西藏发展的投资、财政等政策和基础建设重点项目。特别是在西藏发展的问题上，强调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地区和战略部门，通过国家和各地的支持，直接引进、吸收和应用先进技术、适用技术，集中力量推动跨越式发展，是必须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趁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中央与各对口援藏省市进一步加大了援藏工作力度，援藏资金和项目比以前有大幅度增加。这不仅仅有利于增加西藏社会发展的后劲和实力，而且也有利于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有利于增强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力和向心力，有利于巩固人民政权和国防，有利于促进西藏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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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内容和影响，但在会议目的、重视程度、加强援藏等方面也有相似或基本相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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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会议目的方面，中央召开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其他各方面事业的进步。无论是“文革”结束之初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还是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施改革开放；无论是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还是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等方针政策，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更好地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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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对会议的重视程度上，可以说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由中共中央召集，参加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省市、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等，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重视程度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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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每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都牵涉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信仰和统战政策等，都有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特殊优惠政策和全国支援西藏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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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中央对西藏工作高度重视和特殊关怀的体现，是执政党为民执政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中央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被称为两个“里程碑”，因为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研究西藏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对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如何牢牢把握住西藏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做出了符合实际的重大决策。西藏广大党员和群众，在亲身的体验中，对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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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村罗布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红旗出版社，1999，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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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村罗布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红旗出版社，1999，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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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村罗布主编《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红旗出版社，1999，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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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丹增主编《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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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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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现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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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508～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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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现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第34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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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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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现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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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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