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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点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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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的援藏工作，虽然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总体上来说，更多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恢复重建或维修寺庙，以及教育援藏等方面。因此称之为“重点援藏”，意在突出这一时期的援藏重点。当然，这并不否认同一时期仍存在其他形式的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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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多次制定援藏方针、政策，并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全国相关省区市抓紧落实援藏工作，以促进西藏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前所述，在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都制定了相应的援藏方针、政策，一些相关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援藏省市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援藏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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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要注意关心和照顾进藏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子女，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实际困难；对调回内地的进藏干部和职工，要妥善安排和解决好他们的工作、学习、疗养和生活等问题。”要求“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对于《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上报中央”[56]。突出了中央对援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重在落实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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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援藏方针、政策，1983年8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为西藏选派专业技术干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干部人事部门，各省、市、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省、市、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局），根据从严掌握，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为西藏自治区对口选派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同时要求“有关地区或部门的党组织一定要关心爱护这些干部。西藏自治区要根据他们的特长，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内地和沿海有关省、市的党组织要照顾好他们的家属，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57]。中央高度重视援藏技术干部及关心、照顾其家属，目的就是为了援藏干部能够在西藏安心工作，切实落实中央援藏方针、政策，促进西藏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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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再次强调了中央加强援藏工作的上述目的。他指出：“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58]同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时，再次强调：“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9]即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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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重点援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努力奠定西藏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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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财政经济方面，中央决定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1980年，中央决定对西藏增加每年拨款补助额，即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经过调整后确定定额补助数额，以后每年递增10%。当年确定对西藏的定额补助数额为4.96亿元，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1986年。1980年，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西藏再次提高农、牧、副产品的收购价；对农业、牧业和手工业5年内实行免征免派购，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对农畜产品实行计划加价收购，销价不变，差价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和扶贫救济等；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还于1980年9月23日做出决定，从10月1日起，3年内对农牧业、手工业贷款实行免息政策。1980年至1986年，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总计达到99.6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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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中央决定对民族地区取消财政补助的递增部分，实行定额补助。1989年的定额补助基数为8.9785亿元。中央还决定从财政体制外增加对西藏的补助，1989年、1990年、1991年分别增加补贴0.4亿、0.6亿、0.8亿元，同时每年增加工资、物价补贴0.3亿元。从1992年起，这部分补助进入定额补贴基数，当年中央对西藏的定额补贴基数为10.1126亿元。[60]由此可见，中央每年都定额补助西藏地方财政，为西藏从容地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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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央组织了相关部门和省市，为西藏建立相应的对口支援关系和提供一批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983年10月24日，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杰才旦等党政负责同志和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率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四川省、浙江省、上海市、天津市的负责人组成的对口支援西藏代表团在拉萨举行会谈，双方就支援西藏建设项目和经济技术协作问题，经过认真商谈，确定建立10个对口支援单位，落实了50多个对口支援和合作项目。[61]阴法唐表示在对口支援和合作中，我们既要做到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因地制宜，注重效益，搞好综合平衡，循序渐进，又要在支援和合作的方式上，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和灵活多样的方法。[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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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央于1983年11月4日拨专款57万元，扶持边境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僜人、夏尔巴人发展民族特殊商品生产；[63]1984年1月13日，又调拨给西藏20万公斤抗灾饲料。[64]1984年2月至3月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不仅将西藏的免征免购政策延长到1990年，取消粮食、酥油、肉的计划议购和变相计划议购，补贴西藏的外汇差额等，而且要求9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65]，成立以国家计委副主任黄毅诚为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为副组长的西藏自治区经济工作咨询小组，组织、推动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的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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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43项工程及其他各批援藏工程项目相继开工。尤其是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的43项工程在不到两年时间内除两项缓建、一项停建外，均交付使用。其中，绝大多数工程为优良工程，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1986年6月13日，国务院对9省市和4部门进藏建设人员，颁发《援藏43项工程建设纪念证书》，到目前为止，已发放19450册纪念证书。[66]其他代表性的援藏建设工程还有以下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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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邮电部从1986年8月开始先后4次派出邮电规划研究院专家，帮助西藏陆续完成了《西藏邮电通信1986～2000年规划》、《西藏自治区长途交换、传输网1986～2000年规划》、《西藏自治区邮政通信网1986～2000年规划》和《拉萨市市内电话网1986～2000年规划》，这些规划得到邮电部批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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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1985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修建羊卓雍湖水电站，该工程设计电站装机容量12万千瓦，年发电量2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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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民航部门从1984年至1986年，先后对贡嘎机场跑道进行了两次整修，新建停机坪2万多平方米，扩建候机楼1500平方米，建成6000多平方米的机场宾馆，日接待旅客能力达到300多人。[68]1987年建成一座自备电站，并引进德国通信设备和美国气象自动填图机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产高分辨彩色卫星云图接收机，率先实现了机场设备的现代自动化。1988年，国家投资2.68亿元对贡嘎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使机场建设达到4E级标准，具备起降世界上任何客机的能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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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内地重点兴办西藏班（校），为西藏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为贯彻落实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大力发展西藏教育的政策，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于1984年11月，指示内地为西藏培养人才。1984年12月，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召开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部署，由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物资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联合发文决定：1.在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山东、河南、湖北、重庆、陕西、山西、安徽、浙江、江西、湖南、云南16省市的学校中增办西藏初中班，从1985年9月起，每年共招收藏族小学毕业生1300名。2.由北京、成都、兰州3市各为西藏办1所中学，从1986年起，每年各招收藏族学生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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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学基本建设资金问题，国家共拨款投资3000万元。[70]据西藏自治区教科委中小学教育处统计，从1985年起到1989年止，16个省市的西藏初中班共招收了5250名藏族学生，北京、成都的西藏中学从1987年起也招收了藏族学生。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援藏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办好教育事业，大量培养西藏建设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71]此后，一批批援藏教师相继赴藏，内地西藏班（校）的西藏学生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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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出于落实政策和保护文物需要，国家拨款维修寺庙和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佛像、佛塔，也是援藏的一种特殊形式。1980年10月，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拨款50万元，修复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甘丹寺[72]，开启了这一时期国家出资维修寺庙，保护重要的历史建筑、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的大规模活动的先河。其中，1988年12月10日竣工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班禅东陵扎什南捷重建工程是这一运动中的代表性工程。扎什南捷总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高度为33.17米，塔高为11.52米。总投资780万元，其中国家拨款600万元，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70万元，扎什伦布寺拨款100万元，刚坚发展总公司投资10万元。[73]国家为修建这座灵塔提供黄金108.85公斤、白银1000公斤、水银665公斤、铜5638.75公斤、木材1099立方米、钢材116.8吨、水泥1105.67吨、石料71782块，是为“自50年代以来，国家投资最多，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灵塔”[74]。中央为维修寺庙，重建佛塔启动的援藏工程，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带动了西藏相关民族产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工艺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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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口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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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确定的帮扶西藏的政策，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和部门都可以说是“对口援藏”，但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对口援藏”尚未完全上升到“中央政策”的高度。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援藏工作，主要是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负责的相关工作与全国各省区市工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确立某部门、某一个或几个省区市，负责支援西藏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各类商品的供应。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援藏工作，已经明确和组织了中央与国家有关部门与部分省区市的“对口援藏”，但“对口援藏”的行业范围和省区市相对有限，也没有相应的中央政策予以统一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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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援藏原则和方式，明确规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援藏、定期轮换”的援藏方法，并在具体的援藏工作中形成了三年轮换的长期“对口援藏”政策。这一时期援藏工作的明显特点——对口援藏，可统称为援藏工作。无论什么时期，凡是内地省市和部门或行业对西藏地方的支援，均称之为“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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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扶持，是国家在统一领导下对一个行政区域具有工作部署性质的安排，不能说成是中央在“援藏”；而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帮助才具有“支援”的意义，这应该是几十年间“援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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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续高度重视援藏工作，并就援助西藏事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制定了更加切合西藏实际的援藏方针、政策。1990年7月24日，江泽民在西藏自治区党员领导干部及地、市、县委和区直单位负责人大会的讲话中宣布：“国务院将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大力支持西藏开发‘一江两河’流域，并确定由国家计委在制订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统筹安排。”指出：“对教育、科技、卫生等战线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要继续采取对口支援的方式给予保证。……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市都要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75]强调：“中共中央、国务院将一如既往地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西藏以支持和帮助，继续动员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计划地支援西藏。”[76]此举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援藏工作，大力支援西藏的发展。2005年，中央进一步要求，对口支援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要重视和加强干部、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的援藏工作，深化援藏内涵，拓宽援藏渠道，加大援藏力度，将援藏工作纳入本地区本单位的发展和工作规划，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支持产业发展作为援藏工作的重点。援藏工作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改进方法，争取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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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20日至23日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援藏思路、援藏方针、援藏政策、援藏方式。1994年7月20日，江泽民指出：“关心西藏、支援西藏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服从党的工作全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高度，深刻认识中央关于全国支援西藏的决策的深远意义，从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等多方面做好支援工作。这件事要坚持不懈地长期做下去。……加强对口支援，增强西藏自我发展的活力，是西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各地发展的需要。当前，首先要认真抓好中央确定的62个建设项目的落实工作。这次中央提出援藏项目后，各地各部门都很重视，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完成任务。中央相信，各地各部门对自己承担的项目，一定能够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并负责培训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西藏做好管理工作，保证收到实效。”[77]江泽民强调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巨大现实意义，指出了“对口支援”是西藏和全国各地发展的需要，指明了援藏工作的长期性和当前援藏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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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22日，李鹏总理在座谈会上宣布：“为了加快西藏发展，这次会议决定援建西藏62个项目，投资总额23.8亿元，其中中央有关部门承担四分之三，地方承担四分之一。这批项目建成以后，有助于改善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必将使西藏的经济上一个大的台阶。”[78]李鹏介绍了支援西藏建设项目的大致情况。接着，他指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加快西藏发展要靠国家的扶持。国家对西藏的扶持，要着眼于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辅之以资金上的专项补助。为了帮助西藏自治区解决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决定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和外贸等方面，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政策。……对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是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采取的。”[79]表明了中央决心实施长期扶持西藏发展和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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