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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11日至13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在第二次对口支援西藏干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近些年来，援藏工作取得的成绩非常显著。这些成绩不仅在于援藏干部在西藏直接做出的贡献，也不仅在于由此带来的项目、资金、物资上的具体支持，他们的作用要比这些大得多。首先是对维护西藏社会稳定、加快西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是扭转了西藏部分人存在的内地干部在西藏难以有所作为的思想观念，改变了“有他们无他们一个样”的认识。三是兄弟省市的无私帮助，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相互了解，增进了藏汉族干部之间的友谊，加强了民族团结。[92]他高度评价了对口援藏干部的贡献，并就下一步对口援藏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拓宽工作范围，全方位加大工作力度；二要突出工作重点，力争有新的发展；三要做好对口援藏干部的衔接工作。”[93]这就是要持续不断开展和加强对口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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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25日，江泽民在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了“对口援藏”政策。他说：“全国支援西藏力度加大，一大批骨干项目建成并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投资建设了交通、能源、通信、农牧业、社会事业等一批基础性骨干项目，62项重点援藏工程全部建成，为西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各省区市特别是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十五个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对口援藏，派出援藏干部，完成了一大批援建项目，有力推动了西藏的发展。”[94]江泽民肯定了援藏工作的积极意义和对口援藏的重要作用。因而，他强调：“全国支援西藏，是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政治任务，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帮助西藏实现快速发展的特殊措施。各有关省区市要继续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承担对口支援的省市，应该把加快西藏受援地区的发展视为本省市的一项特殊任务，把那里的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本省市整体发展计划，实施全方位援助。新时期的援藏工作，要多搞一些能够使广大群众直接受益的项目。在进一步增加对口支援力度的同时，在市场前景较好的经营性领域，要运用市场机制吸引内地企业参与经营。”“在实践中走出一条随着国家援藏力度不断加大、农牧民收入不断增加的新路子。”[95]再次要求有关省区市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加强对口援藏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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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并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全国支援西藏工作”。该意见中说，“全国支援西藏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96]，要“进一步做好干部对口支援工作”，“继续坚持‘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对口支援工作在原定十年的基础上再延长十年，对口支援关系基本保持不变。增加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参加干部援藏工作。对原未列入受援范围的西藏二十九个县，区别不同情况，以不同方式纳入对口支援范围。适当增加对口支援干部数量，加强对对口支援干部的管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要把西藏受援地区和部门作为本省市、本部门的一个特殊地区和部门对待，认真总结援藏工作经验，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等关系，把干部援藏和经济援藏结合起来。其重点就是加强基层建设、加快基础产业和教育卫生事业发展。通过援藏工作，有力地促进支援省市和受援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增强了西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97]进一步延长对口援藏工作的期限，将对口援助的范围扩展到了边境地区的29个县和号称“无人区”的双湖特别行政区，增加了对口援藏干部的来源部门和人数，尤其是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选派援藏干部以后，更是将自身的企业优势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对口援藏工作向更加合理、更加高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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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1990年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胡锦涛提出“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之后，基本内容沿用至21世纪初，先后称为“西藏工作基本指导思想”（1990年）、“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1994年）、“新世纪初西藏工作指导思想”（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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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视察，对有关省市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做了重要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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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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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参见刘家声《“不搞争论”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工作思路上的“一个发明”》，《理论导报》199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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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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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条原则，即：一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原则、方针；二是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力求与全国同步，不可能另搞计划经济或半计划经济，与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力求保持一致；三是本着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全面推行，结合实际，适当变通的原则，贯彻执行《决定》和中央将出台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四是在保证效益前提下，尽可能高速度发展，争取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五是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中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用新的方法，继续赋予西藏一些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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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理论界的阐释文章提出，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政界、新闻界将“生产力标准”作为一个固定名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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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和转换经营机制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稳定“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为基点，深化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逐步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推进、完善财税、金融、计划、投资、价格、外贸等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加快各级党政机构改革，积极推进人事干部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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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区各族人民，凝聚各方面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确保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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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加强、两促进”就是：加强党的建设，促进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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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5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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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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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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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郭金龙，男，汉族，1947年7月生，江苏南京人，1969年8月参加工作，197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曾任四川省忠县水电局电力股干部、忠县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文教局副局长、文化局局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乐山市委副书记、乐山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书记、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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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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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05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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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5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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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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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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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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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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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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