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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不仅要做到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还要做到资政当世、教化后人。为此,“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一开始就有新的设想,要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对西藏近现代历史进行研究。课题组意识到,这是一次异于前人的研究历程,更是一次在西藏历史研究方面的创新。首先,课题组第一次将“口述史”引入课题研究中,以亲历西藏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来见证以往的那段历史,从而有助于《西藏百年史研究》的史实部分更加直观、丰满、真实。其次,在引入“口述史”的基础上,课题组还加强对西藏近现代百年历史的文献收集工作,通过对这些历史文献的筛选、整理、编辑,为课题研究工作奠定史料的基础。文献资料与口述史相结合,确保《西藏百年史研究》能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面向世人,也更容易得到广大读者的信任和肯定。再次,课题组弱化全书的“记史”功能,避免落入前人研究西藏近现代史的窠臼,更加强调“研究”二字,突出史论相结合,力争在编写过程中运用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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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成员的沟通,进一步统一对课题的认识,2008年6月至8月,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何宗英、许广智等在拉萨反复磋商,给出了编写大纲草稿,又几易其稿,完成了《西藏百年史研究》大纲初稿,上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当时,科研局负责工作的王政、刘晖春同志先后两次在拉萨和北京与孙勇、仲布·次仁多杰面谈,提出《西藏百年史研究》不能与国内其他正在进行的同类课题一样,写成编年体的史书,要在充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把对西藏百年来的历史研究在以前的基础上推进一步。这是对课题组编撰工作具体的要求,也对课题的体例进行了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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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社会科学院在课题开展期间,召开了三次《西藏百年史研究》专题工作研讨会。第一次会议于2009年的春夏之交于成都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国内十几名研究西藏近现代历史的专家学者。与会专家就编撰《西藏百年史研究》的起始和结尾时间、编写的体例、初步的框架结构、每册的字数、邀请参与编写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参与编撰人员组建子课题组等问题进行了商议。有的专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课题的撰写,但留下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次会议于2009年11月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主要是各册负责人就《西藏百年史研究》的研究大纲进行审定,通过此次会议的研讨,上、中、下三册的体例、风格、思路等大体得到了统一,上、中、下三册的研究大纲逐渐靠拢,开始成为一个整体,波澜壮阔的全景式西藏百年史的研究主旨在研究大纲中得以体现。第三次会议于2012年8月在拉萨举行,此次会议最后确定了《西藏百年史研究》的框架结构,对前期专家编写的稿件进行了审核评议,并就下一步的修稿工作进行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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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次研讨会就史论式的研究对以下十个主要问题做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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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写史过程中要把西藏地方问题放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结合国内外局势变化来分析研究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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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书不再按传统编年体的方式累积史料,而是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对历史材料进行整合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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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本书不能简单地写成一部反分裂的西藏历史,反分裂是《西藏百年史研究》的一条鲜明主线,但是还有围绕这一主线展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众多因素,都要在书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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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在书中体现,以展现中国西藏的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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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不能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发生在拉萨的藏军与川军之间的冲突简单地定性为一次“驱汉军”事件,而是一起在帝国主义挑唆下的西藏地方驱逐清中央官员和军队的事件。问题实质不是“藏汉冲突”,而是分离与反分离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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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青康藏边界发生的冲突不是“汉藏战争”,应当是藏军在其性质改变后,在帝国主义挑唆下的东扩行为。藏军在1910年之前是属于国家军队在民族地区的一部分,从《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看,藏军的权力是由中央政府授予的,1910年后藏军性质完全改变,成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一支西藏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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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体现了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史实,这是有充分史料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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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1949年7月8日的“驱汉”事件与1912年的拉萨内乱性质是一样的,是又一起在帝国主义挑唆下的西藏地方驱逐中央官员和中央军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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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后期一贯战略思维的延续。通过对党史、军史的通盘研究,认为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这一方针在国内的继续以及在民族地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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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对于“文革”时期的西藏,要用辩证的眼光来对待,根据一些领导同志的谈话,我们对这一问题要进行慎重的研究。“文革”时期,西藏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西藏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的,所以这一段历史有别于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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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对这十个主要问题的梳理,在如何认识西藏百年历史的脉络,如何厘定各种观点和资料,包括如何挖掘历史表象后面的实质性问题,如何展开对西藏百年史多线条的说明等几个重大方面,进一步统一了课题组专家的认识,为全书的编写和修改工作及最后的统稿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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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撰写期间,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与各册主编保持密切的联系,多次交换意见。白玛朗杰同志经常过问《西藏百年史研究》各册编写进度,亲自参加了课题组的工作会议,确认了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相关工作意见,并对其后各个时段做了具体的指示,坚持编写大纲的原则和要求不变,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全书稿件进行认真审查,指导课题顺利进行,直到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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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三次会议的讨论意见、所确定的课题编写大纲和方法以及体例都经过了课题组参与人员的交流和研讨,课题组专家和撰写人员在全书体例、主旨、研究方式上达成一致,又在其后的具体工作中做了大量的交流,数易其稿,坚持不懈,全书的编写工作才能克服困难,在艰苦之中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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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西藏百年史研究》各册初稿提交之后,“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负责人将稿件分送给车明怀、沈开运、普布次仁、张云、何宗英、索文清、罗广武、王炎等专家学者再次审阅,诸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得初稿在再次的修改中得到了提升。以此为基础,“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分别在2012年10月和2013年2月、3月进行统稿工作,历时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项目办请专家评审《西藏百年史研究》的送审稿,获得通过,等级良好,评审专家们还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对最后一次统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促成《西藏百年史研究》的及时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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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虽得以出版,但我们深知还有很多地方离预想的目标有着不小的距离。尽管可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都不能掩饰我们在学术能力,特别是学术视野、知识积累、资料掌握上的欠缺。我们还会努力,还会继续这项工作,在条件允许下或待今后条件成熟之后,再修改充实,使其真正显现“波澜壮阔”的百年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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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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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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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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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全3册/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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