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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瓦波尔巴珍回鹘故城发现的突厥卢尼文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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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之外，考古学者在漠北回鹘汗国故地还发现了不少回鹘汗国时期的其他城市，如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现已发现15座回鹘人建造的古城遗址和一个规模较大的居民点遗址。这些城市全都是四方形的，其周围有城墙，城墙外围设有很深的积水壕沟。城市面积各有不同，一般为0.5公顷到5公顷。其中最大的两座城市是位于巴尔里克河沿岸的兹里杰特科里特城（面积12.5公顷）和位于恰旦河沿岸的巴恩—阿拉克城（面积18.2公顷）。这15座城市遗址均坐落在河流沿岸和有沼泽的地方，换言之，全部处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段。所有这些古城遗址都曾是农业和商业的中心。城市亦曾留有驻军，有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在城内及其周围还有冶炼、制陶、纺织、制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农业的遗址遗物。城的四周都有墓地。[42]另外，在唐朝退出西域后，回鹘还接管了北庭城和裴罗将军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及沿途的其他一些城镇。可见，现在已知的回鹘人建造和居住的城址就有24处之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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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说明，回鹘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较之前已发生了大的变化，为回鹘9世纪中叶西迁西域、河西后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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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170668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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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三节 漠北回鹘汗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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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职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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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汗国之职官制度，主要沿用突厥旧制，同时使用唐官号。可汗（qaγan）是汗国的元首和最高统治者。可汗一称来自柔然，后来吐谷浑、突厥借用之。但突厥存在着大、小可汗之别，而回鹘则无，自始至终，可汗名号一尊，不容二号并立，有别于突厥。可汗之妻称可敦，袭自突厥。“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勤），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卫士曰附离”。[44]上述这些官号大都直接来自突厥。与此同时，回鹘职官制度显然又受到唐朝的影响，据史籍记载：回鹘“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45]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早年考古学者曾在吐鲁番发现一件长270厘米，有125行文字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经济文书》，上盖汉文朱方印十一处。朱印印文为四行汉字，内容为：“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46]颉于迦思，是回鹘官号而非人名，意“国之光荣、大臣”。天宝四载（745年），回鹘攻杀后突厥末代可汗——白眉可汗，后突厥汗国至此彻底灭亡。骨力裴罗遂前往唐朝报功，唐又加封他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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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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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六载（747年），骨力裴罗死，可汗位由其子磨延啜（Bayan Čor）继承，号葛勒可汗。磨延啜勇敢强悍，善于用兵，与唐结为政治联盟。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十月，粟特与突厥混血儿，身兼唐之平卢、范阳、河东三道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造反。而当时唐之精兵劲旅皆在四方边镇，内部空虚，叛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洛阳、长安二京，玄宗仓皇逃奔四川，太子李亨别奔灵武，依托于当时实力尚保存完好的朔方军。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十二日，李亨为臣下拥立，是为肃宗，改元至德，下诏四方发师勤王，不惜放弃边陲领土，全力平叛，“八月，帝在灵武，回纥首领、吐蕃酋长相继而至，并请和亲，兼之讨贼”。[48]然而，当时吐蕃已乘边兵内调，边备空虚之机侵占了唐之陇右等地。回鹘则始终为唐守卫封疆，秋毫无犯，因而唐朝决心拒吐蕃而借兵回鹘。“九月，封故邠王弟男承寀为敦煌王，使回纥，仍令仆固怀恩送至回纥部落，请和亲”。[49]所遣敦煌王承寀乃唐之宗室，仆固怀恩为唐之副将，本出九姓铁勒部，为仆固部金微州第九任都督。[50]其风俗、语言悉同于回鹘，故任为和亲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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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勒可汗已遣使到达灵武，请求助唐平叛。得唐肃宗应允，回鹘可汗遂遣其臣葛罗支率兵增援，同年十一月与唐将郭子仪会合，大败叛军，“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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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九月，葛勒可汗派太子叶护率兵4000余人协助唐朝平叛，叶护与唐肃宗之子广平王李俶结为兄弟。在回鹘的帮助下，唐朝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因回鹘助唐平乱有功，唐肃宗下诏称颂回鹘“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52]。并册封回鹘叶护为忠义王，约定每年送绢两万匹。还在边界设立官市，收购回鹘马匹。翌年，葛勒卒，其子移地健（Idikän）继位，即牟羽可汗，又称登里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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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肃宗病故，代宗李豫继位。史朝义乘唐室有丧，派人诱回鹘南下攻唐。九月，唐代宗遣使与回鹘修好，得知回鹘已为史朝义所诱，发兵南下，急命殿中监药子昂往忻州（今山西忻县）南犒劳回鹘军，又命仆固怀恩（牟羽可汗的岳父）去劝说牟羽可汗改变主意。牟羽可汗同意再次助唐讨伐史朝义，遣使上书，“请助天子讨贼”。[53]十月，唐代宗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诸军节度行营副元帅，与诸道节度使军队及回鹘兵会师于陕州（河南三门峡市西），合剿史朝义。二十三日，唐军从陕州出发，仆固怀恩与回鹘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后继，由渑池（河南渑池县）东进；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河南孟州市）南下；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由陈留（河南开封市）西出，会攻洛阳。雍王李适留镇陕州。史朝义闻唐军将至，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其部将阿史那承庆认为，唐廷如果只派诸道节度使率所部而来，宜全力迎战，若与回鹘同来，其锋则不可挡，宜退守河阳以避其锋。史朝义不从。二十七日，唐军进至洛阳北郊，分兵攻怀州（今河南沁阳市）。二十八日，攻克怀州。三十日，唐军列阵于横水（河南孟津县西北）。史朝义命其部将率兵数万，于城外立栅自固，企图阻挡唐军。仆固怀恩则布阵于洛阳西原，另派骁骑及回鹘兵沿山迂回至城外史军栅营的东北，前后夹击，大破叛军。史朝义亲率主力10万出城援救，列阵于昭觉寺。唐军发起猛烈攻击，杀伤甚众，但史阵坚固不动。鱼朝恩派射生将500人力战，对史军虽多有杀伤，但对其营阵的冲击仍不奏效。在此关键时刻，镇西节度使马璘，单骑驰入敌阵，英勇奋击，左右披靡，史军阵内顿时大乱。唐大军乘势而进，叛军大败。史朝义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又败，被歼6万人，被俘2万人。史朝义率轻骑数百落荒东走。唐军收复东京洛阳及河阳城。接着，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回鹘骑兵追击史朝义，喋血两千里。唐广德元年（763年）一月，史朝义兵败，走投无路而自杀。至此，长达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终于最后平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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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三次（而非学界常说的两次）参加平叛，为扭转唐朝危局立有大功，唐朝为酬谢回鹘，册封牟羽可汗为“登里颉咄登密施舍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回鹘与突厥一样，素有敬天尚东之习俗，《周书·突厥传》载其可汗“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职是之故，回鹘可汗名称前一般都有“登里”（Tängri）、“爱腾里逻”（Ai Tängridä）等修饰语，意思是“天”、“天神”或“自天所立”之意。此外，唐朝还从经济上给回鹘以厚遇，规定每年购买回鹘马10万匹，易绢40万匹。这些资助无疑会对回鹘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回鹘助唐平叛，一方面维护了中原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另一方面，安史之乱之后回鹘自身的势力更加强大，回鹘贵族在此之后对唐朝居功自傲，胡作非为，以致回鹘和唐朝双方间有摩擦。在后来唐将仆固怀恩的反叛中，回鹘和吐蕃还参与了叛乱，但为郭子仪所败。仆固怀恩死后，郭子仪又亲往回鹘营帐与之结盟和好，史称“泾洛之盟”。之后，唐朝与回鹘联合迫击吐蕃。唐朝大理卿刘元鼎曾对吐蕃元帅尚绮心儿说：“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而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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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顿莫贺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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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唐军内撤，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陇右。吐蕃占据这些地区后，对回鹘本部形成了直接威胁。形势的发展要求回鹘加强与唐军的合作以共同对抗吐蕃势力。但是，牟羽可汗看不到其中的利害，只是一味地向唐朝勒索财帛，同时，驻于长安的回鹘使节也仗势横行不法，以致发展到“擅出鸿胪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殴击所司”的地步。[56]代宗迫于吐蕃大军压境之困，尽量维持与回鹘的和好，在绢马交易中竭力满足回鹘的要求，对回鹘使节的行为也予以容忍。代宗一味忍让的态度却使牟羽可汗更加肆无忌惮。大历十年（775年）十二月，回鹘以“千骑寇夏州”。[57]大历十三年（778年）正月回鹘再寇太原，唐军击退回鹘后，“上亦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58]久而久之，回鹘的贪求无度与倒行逆施开始引起了唐朝朝野的愤怒，反击回鹘的呼声逐步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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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驾崩，“素恨回纥”的德宗继立。他继位后马上开始推行“德怀吐蕃”政策以对抗回鹘。继位当年就与吐蕃互相释放俘虏，遣使通好。九姓胡遂煽动牟羽可汗乘机举国南下攻唐。《新唐书·回鹘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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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修旧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见使者不为礼。宰相顿莫贺达干曰：“唐，大国，无负于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马数万，比及国，亡耗略尽。今举国远斗，有如不捷，将安归？”可汗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59]，即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使（酋）长建（聿？）达干从使者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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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羽可汗攻唐之举，受到亲唐的回鹘宰相顿莫贺达干的反对，力阻之，但可汗不听，一意孤行，而一般士兵却不愿南下征战。于是，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60]于建中元年（780年）六月发动政变，捕杀了牟羽可汗及其亲信2000余人，九姓胡人的政治地位自此一落千丈。顿莫贺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立即遣使入唐，表示：“愿为藩臣，垂发不剪，以待诏命。”[61]唐朝派京兆尹源休持节册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遣使进贡方物，以示谢恩。就在此时，唐朝振武军留后张光晟杀死了回鹘汗国的突董等九百余人，其中也包括回鹘可汗倚重的粟特人。此事关涉回鹘与唐朝之关系，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对顿莫贺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他既要维护回鹘之民族尊严与实际利益，同时又不能以破坏回鹘与唐朝间之关系为代价，顿莫贺遂使人向唐朝使者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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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我又杀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负我马直绢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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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莫贺之要求有理有节，唐朝遂付给回鹘帛10万匹、金银10万两，偿其马值，平息了一场几乎酿成大战的危机。顿莫贺“以水洗血”之思想与举措，妥善处理了突发事件，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回鹘与唐朝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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