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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奔葛逻禄”的那支回鹘人，共十五部远迁垂河（即楚河）南和其近族葛逻禄相汇合。葛逻禄原附属于回鹘，属回鹘十一部落之一。唐肃宗至德年间（756～757年），该部逐步兴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逻斯诸城”。[147]于789年脱离回鹘而独立。至于后来回鹘迁入其领地的情况，中外史籍均无直接记载。根据穆斯林作家杰马尔·卡尔西（Jamal Qarshî）在14世纪初写成的《苏赫拉词典补编》所引录的11世纪作家阿不都·伽费尔《喀什噶尔史》的一些片断，喀喇汗王朝的始祖是阙毗伽·卡迪尔汗（Kül Bilgä Qadir Khan），建牙于八剌沙衮（今中亚托克马克东南楚河南岸）。[148]有关毗伽阙·卡迪尔汗的生平业绩，目前尚不清楚。到五代后晋年间，西奔葛逻禄的回鹘人再与垂河、喀什之间的属于九姓铁勒的样磨（牙格马）人相融合，至北宋初年，以哈喇汗家族为主，推翻了波斯萨马尼王朝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喀喇汗王朝。“喀喇（kara）”一词，在突厥—维吾尔语中，本意为“黑”、“黑色”，引申为“伟大”、“总”、“最高”等含义。辖地大致包括锡尔河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以及今新疆西部、北部地区。王朝西与中亚萨曼尼王朝相接，东南与高昌王国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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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虽然以回鹘贵族及其后裔为主，但回鹘人在汗国境内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小的。他们逐渐与其他部落或民族融合，于是，作为回鹘的意识变得淡薄。10世纪中叶，哈喇汗王朝统治者放弃旧有的信仰摩尼教而皈依伊斯兰教，为示与信仰佛教与摩尼教的西域、河西回鹘有别，其统治者似乎已不再自称回鹘，而仅仅自认为是铁勒人，有时也自称突厥人。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东方的历史，仍然自称是一个属于中国的王朝。[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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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阙毗伽·卡迪尔汗死后，汗国由二子分别统治。长子巴兹尔为大汗，驻守八剌沙衮，称“阿尔斯兰汗”，意为“狮子汗”，次子奥古尔恰克为卡迪尔汗，驻怛逻斯，称“博格拉汗”，意为“公驼汗”，后者为副可汗，把整个汗国分为两大部分，由汗族的长幼两支分治，这就是喀喇汗王朝政治体制中颇具特色的“双王制”。除以上两个最高统治者外，还有四个低一级的伊利克（王）和特勤。官职有宰相、将军、内侍官、秘书官、财务官等。其下又有于伽、俟斤、将军、伊难珠、匐等多种名目的官号。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官号上，往往加有猛兽或悍禽的名称，用以表示更细的等级差别。通常所使用的兽禽名称有贝里（狼）、亚干（象）、卡吉尔（鹰）、托格鲁尔（鹫）等。这些称号都属于汗族成员，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等级体系，如遇缺位，依次升迁。而实际上，自王朝初期开始就未能遵守这种以“双王制”为基础的晋升制度，确切地讲，喀喇汗王朝实行的是封地制度。[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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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王制下的喀喇汗王朝被分作东西两支，东支首府原设在巴拉沙衮（今中亚楚河畔碎叶城东四十里）；西支首府设在怛罗斯（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旋即于893年迁都至喀什噶尔。西支始祖名布格拉汗（即公驼可汗），首先信仰伊斯兰教。其子哈拉汗先灭东支，然后征服和田，统一后的王朝疆域有所扩大，他还使王朝境内全部伊斯兰化。以后王朝又分裂为以喀什为中心的东支哈三系和以费尔干纳为中心的阿里系。阿里系的图干汗时期是王朝的鼎盛时期，后因东西两支导致了王朝的长期分裂。12世纪末13世纪初，随着西辽的入侵、花剌子模的独立和乃蛮的篡位，王朝于1211年灭亡。大汗称阿尔厮兰汗（狮子为其图腾）。王朝存在时期，东部突厥语成为文学语言，并开创了伊斯兰突厥文化的新时期，诞生了文学巨著《福乐智慧》、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词典》和哲学著作《真理的入门》等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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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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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载：“元和四年（809年）蔼德 · 曷里禄 · 没弭施 · 合 · 密 · 毗伽可汗遣使请改为回鹘。”兹据《通鉴考异》订正为贞元四年，请改名称者为合.骨咄禄 · 毗伽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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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禹贡》第7卷第4期，1937年，第443～461页；刘义棠：《UIĜUR名称及其汉译演变考》，《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60页；苏北海：《维吾尔族汉译名称源流考》，《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4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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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魏书》卷一○三《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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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八《回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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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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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八《阿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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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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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第6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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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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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义棠：《天可汗探原》，《庆祝札奇斯钦教授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95年版，第185页（收入氏著《中国西域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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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第6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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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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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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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何应中：《试论公元七—十世纪回纥的社会发展》，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3～636页；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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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张广志：《回纥与奴隶制——“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段社会的非奴隶制性质”专题研究之四》，《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110～113页；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994年，第8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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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第2307～2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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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1968, S.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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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 J. Ramstedt, Zwei uigurische Runenischi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XXX, 1913, No. 3, S. 13, 17；森安孝夫、铃木宏节、齐藤茂雄、田村健、白玉冬，“シネウス碑文译注”，《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24卷，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ァ学研究会2009年版，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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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历史分期问题》，《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6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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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八《回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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