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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现有专门的一种职业——“译回鹘语”。这些记载说明，回鹘人在西夏的对外贸易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回鹘语已成为西夏与周边民族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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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所在，回鹘商人无远弗届，足之所至，即以为家。史载：“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42]《宋史·回鹘传》亦载：“［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李复《潏水集》卷一《乞置榷场》：“回鹘、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出熙河路……有滞留本路十余年者。”前二者记载的都是河西回鹘，后者则应指包括河西回鹘在内的所有回鹘人。可见，当时回鹘与周边的贸易之盛。以至于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而在京都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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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9世纪中叶以后，迁入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人，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加上受当地高度发展的汉文化影响，其生产、生活方式也由原来的迁徙不定转向定居或半定居，其经济类型也逐步实现了由草原型向农牧业兼营型的转化。同时，以地理之便，积极展开与周边民族的贸易，并取代商业民族粟特人而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主宰，历晚唐五代至宋而不衰，对沟通中西商业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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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三节 甘州回鹘与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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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扼控丝绸之路要道，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关系极为密切。甘州回鹘对丝绸之路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们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上。甘州回鹘所处的河西走廊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故而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任。在回鹘未迁入这里以前，当地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迁徙、流动，同时，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人迁入这里后，频繁的丝路贸易，成为回鹘经济发展的命脉，故而他们义不容辞地承载起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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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回鹘入中原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44]然而自咸平五年（1002 年）始，灵州被西夏李继迁所占，贡路遂受到西夏统治者的控制。西夏早期统治者一直觊觎丝路贸易的利益，故经常扰劫贡道，掠夺朝贡使者。据洪皓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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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染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热，始贿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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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说明，西夏人时常对过往商旅进行敲诈与掠夺，十税一，而且“必得其最上品”，逼得商旅不得不采取“贿赂税吏”等办法以逃避西夏的盘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1011）八月癸亥条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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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使奉表诣阙。初，夜落纥屡与夏州（即西夏）接战，每遣使入贡，即为赵德明所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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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统治者的这种掠夺行为，势必会严重地威胁东西方贸易的正常发展。严重时，通过甘州回鹘的商旅甚至全部断绝。清人戴锡章撰《西夏纪》卷5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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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九年（1016），赵德明使苏守信守凉州，有兵七千余，马五千匹，诸番畏其强，不敢动，回鹘贡路，悉为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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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人为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从而使自己在丝绸之路的利益不受侵犯，连续数年与西夏展开了殊死搏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西夏进攻甘州回鹘，回鹘可汗夜落纥采取诱敌深入的伏击战，使西夏几乎全军覆没。[46]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使康延美至，言败赵德明蕃寇立功首领，望赐酬赏。”[47]甘州回鹘与西夏争夺的焦点主要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双方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回鹘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全面控制了凉州，将西夏势力赶出了河西，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形成了“一方之烽燧蔑闻，万里之梯航继至”[48]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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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甘州回鹘从综合实力上来说并非西夏对手，尽管两次大败西夏，暂时遏制了西夏攻取河西走廊的步伐，但无法改变西夏最终全面控制丝绸之路的结局，而夺取河西走廊，控制丝绸之路，正是西夏国长期的基本国策。经过十余年的力量积蓄，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占领甘州，甘州回鹘国消亡，西夏由是得以全面控制河西走廊，进而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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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国，大致形成于9世纪70至80年代，至11世纪20年代消亡，共存一百余年。在这段时间内，甘州回鹘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故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商旅、使者、宗教徒络绎不绝。甘州回鹘使者的足迹，西到波斯、印度、阿拉伯，东抵五代都城洛阳、开封、辽都上京、宋都汴京等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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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与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往来，史书中都有零星反映。关于波斯，敦煌文献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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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上迎甘州使细供十五分，又迎狄寅及使命细供十分……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塞（密）骨示月面七斗。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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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献首尾俱残，无年代。据考证，此文书可能与S. 2474《庚辰至壬戌年（980~982年）间面油破用历》是同一件文书。[52]而S. 2474中有“闰三月”字样，已被考订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之物。[53]反观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内有“甘州使”、“狄寅及使”等文字，其中的“狄寅”，显然应为“狄银”之异写。那么，同一国中何以既有“甘州使”，又有狄银（甘州回鹘第四任可汗，924～926年在位）派遣的使者呢？结合各种情况，愚以为，此应与龙德年间（921～923年）甘州回鹘发生的内乱有关。其中的“甘州使”应为当时的可汗仁美（英义可汗，？～924年在位）所遣，另一路则应为狄银所派。故而笔者认为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应为龙德年间或稍后之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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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认为，在921～924年间，有来自甘州回鹘国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波斯僧自甘州来，并向敦煌归义军官府纳药。至于是何等药品，由于文献未载，我们不得而知。以理度之，这些药品应来自波斯，至少应是采用波斯的医学理论而配制的。此外，《册府元龟》卷九七二亦有波斯—甘州相交往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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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四月，沙州（附甘州）进波斯锦。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甘州回鹘仁裕……献波斯锦。应顺元年（934年），［贡］波斯宝绁、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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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可汗以波斯锦、波斯宝绁向中原王朝入贡，说明波斯与甘州的交往还是相当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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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与印度的交往，主要体现在宗教上，可以《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一四的相关记载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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