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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献首尾俱残，无年代。据考证，此文书可能与S. 2474《庚辰至壬戌年（980~982年）间面油破用历》是同一件文书。[52]而S. 2474中有“闰三月”字样，已被考订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之物。[53]反观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内有“甘州使”、“狄寅及使”等文字，其中的“狄寅”，显然应为“狄银”之异写。那么，同一国中何以既有“甘州使”，又有狄银（甘州回鹘第四任可汗，924～926年在位）派遣的使者呢？结合各种情况，愚以为，此应与龙德年间（921～923年）甘州回鹘发生的内乱有关。其中的“甘州使”应为当时的可汗仁美（英义可汗，？～924年在位）所遣，另一路则应为狄银所派。故而笔者认为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破油历》应为龙德年间或稍后之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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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认为，在921～924年间，有来自甘州回鹘国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波斯僧自甘州来，并向敦煌归义军官府纳药。至于是何等药品，由于文献未载，我们不得而知。以理度之，这些药品应来自波斯，至少应是采用波斯的医学理论而配制的。此外，《册府元龟》卷九七二亦有波斯—甘州相交往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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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四月，沙州（附甘州）进波斯锦。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甘州回鹘仁裕……献波斯锦。应顺元年（934年），［贡］波斯宝绁、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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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可汗以波斯锦、波斯宝绁向中原王朝入贡，说明波斯与甘州的交往还是相当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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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与印度的交往，主要体现在宗教上，可以《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一四的相关记载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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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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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看甘州回鹘与阿拉伯的往来。《宋史》卷四九○《大食传》载：“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日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亦载：“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入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北来皆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文中虽未提及甘州，但都提到了沙州。既然通过沙州，必然要通过甘州，况且，天圣元年（1023年）正是甘州回鹘全面控制河西走廊，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时期。此时大食国舍海路取陆路入中原，原因概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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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尽管多为只言片语，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甘州回鹘与西方诸国的经济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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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就更为频繁了。五代至宋，甘州回鹘与中原各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常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和回赐，同时也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贸易活动。相关记载不绝于书，前文第二章已有比较细致的叙述，这里兹不一一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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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回鹘以善于经商著称，历唐而宋，久盛不衰。迨至西夏立国，回鹘人在西夏的对外贸易中，仍然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回鹘语已成为西夏与周边民族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际语。有一些回鹘商贾“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54]李复《潏水集》卷一《乞置榷场》：“回鹘、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出熙河路……有滞留本路十余年者。”前二者记载的都是河西回鹘，后者则应指包括河西回鹘在内的所有回鹘人。可见，当时回鹘与周边的贸易之盛。以至于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而在京都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55]体现了辽与回鹘间密切而特殊的关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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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商人把中原地区的物品，如丝绸、锦袍、紫衣锦衣、银带、银器、服饰、笏、介胄、黄金器、金带、冠、器币、香药、美酒、小儿药、冷病药、金粉、金银碗、银瓶器、宝钿、银匣历日、缗钱、翚锦、旋裥等运往河西走廊，通过那里再辗转运往西域、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欧洲或其他地方；同时又把河西、西域、波斯等地的物品运往内地。为了清楚地展示当时贸易的规模，这里仅就《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书的记载，将甘州回鹘向五代及北宋诸政权朝贡的次数与物品简略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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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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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列只是明确见于记载者，只能说是朝贡次数、物品种类及数量的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朝贡都仅仅记载为“贡方物”，我们无法得知物品的种类与数量。有时记有物品名称，但无具体数目。以硇砂为例，甘州回鹘进贡十二次，但仅有一次记明为40斤，另一次记为40囊，其余十次均无数量。再如马，甘州回鹘共朝贡28次，其中仅有16次提到数量，另外12次未详数量。即便如此，我们从这一统计表仍可以看出，甘州回鹘向中原王朝的朝贡，不仅往来次数多，而且物品种类繁多，有些数量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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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州回鹘的所有贡物中，以马的交易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多。五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与辽、西夏战事频繁，需要大量马匹。北宋王朝的战马主要为产自四川、贵州、云南的川马。由于不敷需求，尚需大量的外来马匹，其中又以青海产的吐蕃马和甘州的回鹘马为主。吐蕃与北宋的关系时好时坏，其马的来源不能保证，而且数量也有限，因此，向甘州回鹘购买马匹，就成为北宋战马的主要来源，如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一次贡给宋朝的战马即达一千匹，另有骆驼五百头。[58]后者在西北边关的战斗和运输中也充当着很重要的作用，甘州回鹘国的额济纳河流域、居延海周围即是著名的产驼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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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驼等土产品的输出，对甘州回鹘的经济发展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如前所述，甘州回鹘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盛产马匹、骆驼等，而这正是中原王朝所大量需求的。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战马，中原王朝往往会付以优厚的报偿。乾化元年（911年），回鹘都督周易言等入朝，梁太祖不仅给予很高的礼遇，而且“厚赐缯帛”。[59]再如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回鹘向后唐出售劣马，边臣上奏，唐明宗却明确指示：“远夷交市，不可轻阻”，故给这批瘦弱马以中等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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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将战马和其他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宋朝，这对北宋王朝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二者的马匹交易，主要是通过灵州来实现的。咸平四年（1001年），西夏围灵州，北宋朝廷内部对于灵州的弃守问题曾展开过一场辩论，反对放弃灵州的朝臣一再惊呼，北宋战马“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从灵州撤退，宋朝“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61]足见宋朝对回鹘马及灵州战略地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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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处甘州与宋朝中间的秦州，在北宋时期发展成为汉蕃交易的盛行之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1028年）七月甲戌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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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文］又言：“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戒守臣使稽查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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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有不少的甘州回鹘人在秦州和陇州从事贸易，并在那里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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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甘州回鹘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甘州回鹘经济的发展，使中原王朝，特别是北宋政权得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产自河西走廊一带的战马，增强了边防实力。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回鹘摩尼教徒、佛教徒在中原及沙州诸地活动，促进了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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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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