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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氎、貂皮、牦牛尾、药物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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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条所载回鹘使的来源，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沙畹和伯希和认为来自甘州回鹘，[27]中国学者多接受此说。哈密顿则认为应是西州回鹘的使者，[28]宾克斯及森安孝夫亦接受此说。[29]惜均未提出强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些使者究由何来，我们不妨看《册府元龟》卷九七六的另一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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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帝应顺元年（934年）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遗留贡物、鞍马、器械。仁美献马二、玉团、秋辔、硇砂、羚羊角、波斯宝绁、玉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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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有回鹘可汗仁美及故可汗仁裕，二者均为甘州回鹘的可汗。闵帝“赐回鹘入朝摩尼八人物有差”，显然是对这次回鹘朝贡活动的回报，只是未将此事前因后果一气写完，而是按照自己的归类原则将其分别置于《朝贡》条和《褒异》条来写。故这里的回鹘摩尼使者只能是来自甘州，而绝非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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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记载知，不管在甘州回鹘国还是在五代的后唐，摩尼教在回鹘王室及达官贵族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故而摩尼和尚的去世与殡葬，都曾引起后唐最高统治者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摩尼教的高僧常被甘州回鹘统治者作为国使出使中原王朝，故而史书中有“专使僧”之谓。如天福三年（938年）向后晋朝贡的使者中，就有来自甘州的回鹘专使僧，《册府元龟》卷九七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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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三年五月，回鹘朝贡使都督翟全福并肃州、甘州专使僧等归国，赐鞍马、银器、缯帛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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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朝贡活动又见于《新五代史·晋高祖纪》：“［天福三年］三月，壬戊，回鹘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来。”其中的“专使僧”，据陈垣先生考证，指的实为明教僧，即摩尼僧，而非佛僧。正如他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中所说：“五代时期回鹘退保甘州，与于阗、高昌等，皆为今甘肃新疆地，固当日摩尼教流行之地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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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二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甘州回鹘使者抵达晋京汴（今河南开封市）的时间是天福三年三月，逗留至五月而归。同行者有可汗的贡使“都督翟全福并肃州、甘州专使僧”。说明甘州回鹘可汗倚重摩尼教徒，常派遣摩尼僧出使中原，故出使僧获得了“专使僧”的称号。然而，自乾德三年（96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复再见摩尼教徒向中原王朝入贡的事例，而多有以佛教高僧充任使节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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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三节 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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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即基督教之聂思脱里派（The Nestorian Christanity），该派以其创始人聂思脱里（Nestorius）而得名。因其主张基督耶稣只有人与神的二重性，在431年的以弗所（Ephsus）宗教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后为罗马皇帝所逐，其信徒流亡东方，由叙利亚进入波斯，组织迦勒迦教会（Chaldaean Church），亦被称为亚叙利亚教会（Assyrian Churchs）。约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始由叙利亚人阿罗本（Alopen）传入中国，被习称为景教。唐初，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景教很快传播开来，迄高宗时，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32]了。西安、洛阳、灵武、盩厔、沙州（今敦煌）、广州、高昌（今吐鲁番）等地都已有了景教徒的活动。[33]但这种发展并未能持续很久，到9世纪中叶即告中断。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拆毁天下僧寺四千六百区，招提若兰四万间，并“勒大秦（即景教）、穆护、拨（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34]使道教以外的诸宗教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在内地的景教便趋于灭绝，唯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因受吐蕃统治，超出了唐中央的控制范围，景教势力得以幸存并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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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敦煌发现的基督教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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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与景教的接触，史无明载，从现有的史料看，应在840年回鹘西迁之后。景教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较为活跃，从敦煌出土粟特—突厥文（编号Or. 8212-86）信札看，归义军政权在敦煌地区的景教徒与高昌回鹘景教徒之间存在着商业往来。[35]此外，甘州等地的景教徒也频繁在敦煌地区活动，S. 1366《归义军宴设司面油破历》记载隆德年间（921～923年）或稍后，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甘州来波斯僧……纳药”于敦煌归义军官府。归义军宴设司用于招待这些波斯僧的破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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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密骨示月面七斗……二十六日支纳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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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甘州指的应是甘州回鹘，波斯僧则无疑是景教僧人。从史书记载看，景教僧常充任高昌回鹘的使节出使中原。[37]如“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38]“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五月，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锡赉有差”。[39]其中的波斯外道，其实指的就是景教徒。由是以观，甘州回鹘重用景教徒充任使节，以沟通与归义军间的联系，亦属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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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 第四节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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