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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六日，甘州回鹘僧法光来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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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说明，甘州回鹘国中的佛教高僧，颇受最高统治者的敬重。尤其是在汗国的后半期，他们逐步取代了摩尼教徒的地位而被任命为使者，出使中原。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似乎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与甘州回鹘境内摩尼教地位的衰微和佛教地位的迅速增长息息相关；其二，回鹘统治者通过与中原王朝的交往，逐步认识到佛教在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及重要性，故而改弦更张，派遣佛教高僧出使中原。由于宗教信仰相同，以佛教僧侣出使佛教盛行的中原地区，其活动空间会比摩尼教僧大得多，更便于与崇奉佛教的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沟通与交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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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甘州回鹘也常以佛僧为使，出使沙州。S. 2474《油面破历》为太平兴国五年至七年（980～982年）间之遗物，在叙述于阗僧、肃州僧、瓜州僧在沙州得到供养的同时，亦提到来自甘州的回鹘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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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僧四人，各人月面七斗，各油二升，共面两石八斗，共油八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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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破历，又作“破用历”、“用历”、“使用历”等，系支出账目。敦煌写本中有官衙、寺院、僧人的三种破历，其中又以寺院的最多，记载支出日期、货物品名、数量与用途。在S. 2474所列账目之前，抄录有《己卯、庚申年驼官邓富通、张憨儿牒》。法国学者艾丽白根据牒末之鸟型画押，将其推断为979～980年之遗物。[58]而在此账目第18～19行间有小字“于时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壬午岁二月五日立契，莫高乡百姓张再富记”之语，内容虽与油粮账无干，但可为该文献的断代提供参考依据。考虑到这一因素，结合文中出现有“闰三月五日”字样，日本学者藤枝晃将其考订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之物。[59]二位敦煌文献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都认为其时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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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P. 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百姓致甘州回鹘可汗一万人状》也说到甘州回鹘“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延年，具足百岁”。[60]此卷写于辛未年七月，这里的神佛似应理解为佛陀，而不是摩尼，尽管二者都被称作“佛”。如此说不误，则可证甘州回鹘统治者在五代梁时即已尊崇佛教了（但还不敢断言此可汗已放弃了摩尼教而皈依了佛教或兼事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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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有邻馆藏有一件非常残破的回鹘文佛经印本，现仅存4行，编号为Fuji Yűrinkan Uigur No. 24，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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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ïzqa tükäl-lig bolzun-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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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či čing bir otuzunč ud yïl üčün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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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y bir yangï-qa qamču-ta yaqdurult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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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adu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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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Qamču）印制。善哉，善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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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印回鹘文佛经题记的发现表明，直到元朝末期（至正二十一牛年三月一日），甘州仍有回鹘佛教徒在继续使用回鹘文印制佛经。佛经的印制，可以证明当地信众对回鹘佛经的需求量是较大的，从而反映出当地回鹘佛教信徒的人数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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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甘州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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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甘州回鹘把可汗妻及可汗女均称“天公主”，故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中的“天公主”当指多人。这里所谓的天公主，则专指甘州回鹘天睦可汗之女，大约在天复四年（904年）之前嫁曹议金为妻，[62]有人言其卒于942年，[63]但未提供证据，尚有可疑。但从莫高窟供养人题名看，她至少经历了曹议金及其子曹元忠和曹元深三位节度使执政时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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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之重佛，在河西地区的诸石窟中亦有反映。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祖孙三代与甘州回鹘结亲，因此，在曹氏所营建的很多石窟——莫高窟五代第22、55、61、98、100、108、401、428和榆林窟第16窟——中都出现了许多身穿回鹘服饰的回鹘天公主及随从人员的供养像。这里的回鹘天公主远嫁敦煌，虔信佛教，佛事活动频繁，对敦煌佛教的发展与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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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石窟中，莫高窟第98窟及榆林窟第16窟均为曹议金及回鹘夫人共同修建的功德窟。前者东壁北侧供养人像列向南第一身右侧有汉文题名：“敕受汧国公主是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可汗……”[65]该窟营建于923年至925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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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莫高窟第98窟回鹘天公主供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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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第16窟后室甬道南壁绘曹议金供养像，题记为：“敕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托西大王谯郡开国公曹议金一心供养。”后室甬道北壁绘回鹘天公主供养像，题记为：“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养。”[66]这两身供养画像等同真人。天公主梳高发髻，戴桃形凤冠，上插金钗步摇，后垂红结绶，鬓发包面，脸上赤色晕染，额中贴梅花，双颊贴花佃，耳垂耳铛，项饰瑟瑟珠，身穿弧形翻领、紧口窄袖、红色通裾长袍，双手捧香炉，虔诚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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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文书中还多有天公主向寺院施舍的材料。P. 2704《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年）曹议金回向疏》记载了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及其眷属施舍的情况。在短短一年内，连设四次道场，施舍各种衣物、布匹、食物等，其中多次提到曹议金的夫人天公主，可以证明她当为主要施主之一。[67]P. 2638《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中，出现有“天公主上梁人事用”、“锦绫一匹，甘州天公主持满月人事用”、“细绁壹拾柒匹，天公主满月及三年中间诸处人事等用”之类文字。[68]该文书中的“天公主”不是曹议金夫人，而是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女儿。有意思的是，在P. 2704中出现有“天公主抱喜”之语，这一抱喜天公主，亦即P. 2638中曹氏天公主。二者事可连接。前者反映933～934年间曹氏天公主怀孕期间事，而后者则为坐月子期间事，在此期间，曹氏家族频繁礼佛，以求嫁往甘州的女儿得到神佛佑护，母子平安。由于路途遥远，嫁往甘州的曹氏天公主自己没能亲自来敦煌，所有礼佛活动都是由其母回鹘天公主代劳的。[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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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28, 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