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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廿六日，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有伤损。口云索和，此亦切要。遂令宰相、大德、僧人，兼将顿递，迎接跪拜、言语却总□□。狄银令天子出拜，即与言约。城隍耆寿百姓再三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和断若定，此即差大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贵族耆寿，赉持国信，设盟文状，便到甘州。函书发日，天子面东拜跪。因是本事，不敢虚诳。岂有未拜其耶（爷），先拜其子，恰似不顺公格。[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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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的作者，据考，也是金山国宰相张文彻。[65]文书中的“狄银”，当是甘州回鹘可汗之子，这可从“岂有未拜其耶（爷），先拜其子，恰似不顺公格”，而“其耶（爷）”又与“天可汗”一词的写法相同，抬头另起一行，可知文书中的“天可汗”，无疑是甘州回鹘可汗仁美，辽朝称为“乌母主”，后唐庄宗册封他为“英义可汗”。文书写于“辛未年”，相当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年）。当甘州回鹘直指沙州城下时，归义军势弱，敌之无力，又无退路，不得不与甘州回鹘议结城下之盟，二者结为“父子之国”，甘州回鹘可汗为父，西汉金山国皇帝张承奉为“子”，改西汉金山国名为敦煌国，降皇帝称号为王，改行后梁年号。这样，张氏所谓的“敦煌国”便成了甘州回鹘的附庸。甘州回鹘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统一，成为河西与丝绸之路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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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在后梁与甘州回鹘结盟以对付归义军时，张承奉采取的对策是西结于阗，南联吐蕃、吐谷浑部。沙州与于阗的联系始自851年于阗独立之时，双方互通婚姻，于阗王称沙州张氏为舅。但于阗与沙州道路悬远，且隔以砂碛，因此，承奉在抗击回鹘时，主要依靠与之相邻的吐蕃、吐浑部的支援。而事实证明，联合吐蕃不足以抗拒回鹘。当时，吐蕃人在陇右、河西地区的力量主要为嗢末、六谷部，都集中在凉州（甘肃武威市）一带，中隔甘州（甘肃张掖市），难以赴援。而其他吐蕃人则散居各地，力量分散，不可能给沙州政权以有力支持。因此，在911年沙州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鏖战时，吐蕃援兵未到，而回鹘已兵临城下，张承奉只有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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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张承奉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归义军政权自身的衰弱。沙、瓜地区在张承奉执政时期屡遭兵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在张议潮和张淮深时期，战争主要在远离瓜、沙的伊州和甘、凉一带进行，即使在战争年间，瓜、沙还可以进行水利建设和正常的农牧业生产。而金山国时期，回鹘的包围圈日益缩小，瓜、沙地区直接成为战场，人民“分离异土”，“沿路州镇，逦迤破散”，势必会严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活动的进行。仅仅五六年时间，沙州政权就难以维持下去了。于是，张承奉不得不屈膝投降，完全放弃称雄河西的企图和名义上河西主宰者的地位，臣事甘州回鹘以求生存。《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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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下之盟的签订，对金山国政权来说，无疑是噩梦一场。张承奉先辈经过多年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和苦难换取的成果转瞬即逝，自然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愤慨。正如上引《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中所说的那样：“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在吐蕃占领的多半个世纪中，沙州百姓曾饱尝异族压迫之苦难，经过殊死拼搏，始获得独立，但因张承奉的失误举措而引致的战败，使其斗争成果迅速化为乌有，再次对异族俯首称臣。从《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的字里行间，不难感觉到沙州民众满腔的哀怨凄婉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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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奉对甘州回鹘之战的失败，给此后沙州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者曹议金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促使其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略，即一方面加强与于阗国的结盟，同时臣事甘州回鹘、高昌回鹘以维持和平局面和丝路的畅通，重新打通并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和经济联系。这一策略使曹氏汉人政权能够以瓜、沙二州之地继续存在了百余年之久，更促进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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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6161 + S. 3329 + S. 6973 +P. 2762 + S.1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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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荣新江：《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第1～13页；杨森：《小议张淮深受旌节》，《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9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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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5516《望江南》，王重民校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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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42页。图版载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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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14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931页。图版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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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15～116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932～933页。图版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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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敦煌变文集》（上集），第116～1117页；《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933～934页。图版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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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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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と敦煌”，《讲座敦煌 2 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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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美崧：《论归义军节度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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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观堂集林》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3～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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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六《赐黠戛斯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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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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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军：《关于晚唐西州回鹘的几个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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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元年十二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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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九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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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87～48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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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4～160页；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龙家及其相关问题》，《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中正大学印行1995年版，第5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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