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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战发生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史·回鹘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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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元年，夏州万子等军主领族兵趋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其生擒者，回鹘驱坐于野，悉以所获资粮示之。曰“尔辈狐鼠，规求小利，我则不然”。遂尽焚而杀之。唯万子军主挺身走。镇戎军以闻，上曰：“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轶之状，意颇轻视之。量其兵势，德明未易敌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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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战役中，甘州回鹘诱敌深入，然后出其不意，发起进攻，取得了伏击战的胜利，夏兵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唯军主万子得以侥幸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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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这次残败，导致了西夏统治者的震怒。第二年，西夏复遣张浦率精兵二万，再夺甘州。《西夏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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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西夏］遣兵攻甘州，败还。夏俗，以不报仇为耻。德明与回鹘世仇，愤其兵数败，遣张浦将精骑二万攻甘州。可汗夜落纥拒守经旬，伺间遣将翟符守荣夜出兵袭之，浦大败还。夜落纥令左温宰相何居录越自秦州献捷表，陈兵败德明。其立功首领，请加恩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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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西夏纪》谓此史料出自《宋史·夏国传》与《回鹘传》。然反观二传，均不如是书之详，《夏国传》无四月之役，《回鹘传》载回鹘向宋报告败德明之捷，时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而且未言败德明之役的月份。其实，这段文字录自吴广成的《西夏书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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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战中，以逸待劳，先据守不战，然后乘西夏不备，于夜间突发奇兵，再一次大败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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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间，甘州回鹘两次取得战胜西夏的大捷，声势远振，以至于是年十一月，夏主德明再派兵侵甘州时，以“恒星昼见，惧而还”。[8]夏兵不战而退，可见对回鹘是心有余悸的。此后十余年间，西夏一直不敢再兴兵侵犯回鹘。回鹘在取得第二次对西夏的胜利后，立即遣使入宋报捷，请求恩赐立功将领。宋则授其头领以司戈、司阶、郎将等空名官职，以示恩赏。[9]宋真宗对回鹘的胜利亦深感振奋，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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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尝杀继迁，世为仇敌。甘州使至，亦言德明侵轶之状。意颇轻视之。量其兵势，德明未易敌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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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虽然两次大败西夏，遏制了西夏攻取河西走廊的步伐，但就双方的综合力量而言，西夏仍然处于优势地位。而夺取甘州，攻占河西走廊，进而全面控制丝绸之路，长期以来就是西夏的基本国策之一。所以，西夏一直枕戈待旦，一有机会便不惜代价地发动对甘州回鹘的战争，终于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再度启动了与回鹘争夺甘州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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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在经过两次战败之后，十余年间一直秣马厉兵，表面上归附宋朝，实则不断积蓄力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王朝不察实情，向各州通报德明之归顺，甘州回鹘亦因此失去了警觉，被西夏偷袭，导致了甘州的陷落。《宋史·夏国传》简略地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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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六年（1028年），［西夏王］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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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书事》对此战的始末有更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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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德明降，真宗录其誓，表令渭州，遣人赍至西凉府，晓谕诸番部及甘、沙州首领。于是，诸州虽与德明抗，使介犹相往来……遣元昊将兵突至甘州，袭破之。夜落隔通顺仓猝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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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末主夜落隔通顺，按《西夏书事》的记载，是“仓猝出奔”了，其后再无下文。《西夏纪事本末》卷一○则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称夜落隔战败“自焚”。不管其结果如何，甘州的陷落，已标志着甘州回鹘政权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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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其遗民除部分外逃外，大部分留居旧地，为西夏所属。由于回鹘文化水准比西夏要高，故回鹘文化开始对西夏产生比以往更加深入的影响。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汉文写本《杂字》（编号为Дх. 2825）中，内有“番姓名”一目，其中即有“回纥”一名。[13]“回纥”二字在西夏文中的对音可译作“嵬恶”，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嵬”、“恶”均被释作：“族姓回鹘之谓。”[14]两文献对回鹘的定性明显有别，循名而责实，在西夏人眼中，回鹘很可能既是族名，又是族姓，未可知也。无论如何，这一记载证明了西夏境内回鹘人的存在，且有相当的数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这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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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行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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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表明，在西夏国境内有回鹘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似乎仅次于番（西夏）、汉、西番（吐蕃），居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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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字在西夏境内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为官方所认可与保护。西夏的国书为西夏文，系1036年野利仁荣遵元昊之命借鉴汉字而创建。其后，得到元昊不遗余力地推广。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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