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92919
1706692920
对于这样的论点，国族主义的支持者以及民族实体论者必然不大愿意接受。不过，我个人倒是觉得无论你接受或是不接受，审慎阅读作者在全书中精细、不厌其烦地反复辨析与论述，应该会使你对“民族”“族群”等概念有较宽广且较具弹性的认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民族”“族群”这样的概念本来就像人类早期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分类一样，是把一个连续谱来做一种主观的切割，所以经常因认定者的基本立场的不同而异，有民族的归类就有“他人分类”与“自我分类”之别。“他人分类”又可分为行政分类或政治分类、学者分类与他族分类等等，而“自我分类”则可因本身身份之不同，譬如知识分子、权力掌握者或是一般民众而异，更可因空间与时间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以兰屿或大洋洲的塔斯马尼亚那种孤立的小岛而言，人群的分类与认同不论是“自我”或“他人”的，都不至于有太大的差别，而其文化特征，无论是有形的文化，或者无形的深层价值判断、宇宙观等等，也是会有较长久的连续性存在。不过在像中国或亚洲大陆东半部这样大的一个区域中，又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其间族群的认同与分辨自然是极为复杂，确实很难用单一分类的观念就可以说明清楚。所以王明珂先生这本书正可提供读者一个回顾反思长久存在的“我族”或“他族”观念的有利架构范式，譬如说在传说中与“羌人”同样被认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后的“越人”，却没有像“羌人”那样成为华夏边缘领域飘移不定的族群，而在历史上却成为许多群体的所谓“百越”，这是因为南方没有一个较强大的藏族存在之故？或是由于华南地理环境所致，即是可以根据本书作者的方法再加探讨发展的另一个华夏少数民族互动的范例？
1706692921
1706692922
然而本书作者也不是一位“近代建构论”的绝对支持者。他认清楚建构论者至少有两大缺失，其一是他们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面向，其二他们也忽略了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中，解构他者的历史整合成为一种有文化偏见的表述，甚而成为思想与政治上的对抗工具。因此，作者撰写本书的最终企图实际上是要更进一步超越建构者的立场，而以人类资源分配、竞争以至于共享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并求在平心探讨中达到现实的关怀与族群关系伦理价值受到尊重与强调的境界。所以他说：
1706692923
1706692924
在现实的关怀上，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研究者来说，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群有共同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信念的人群。我们不能不关心他们目前在整体社会族群关系中的处境，以及此种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因此在这本书中，无论是说明一条沟中各个村寨人群之认同与区分，或是以“羌”为边缘的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界变迁，我都将强调其在人类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关系上的意义。相信这样的历史民族志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我们如何才可能共商怎样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和谐平等的社会体系。
1706692925
1706692926
又说：
1706692927
1706692928
在近代中国国族之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说是此地区漫长历程中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将广大东亚大陆生态体系中相依存的区域人群，结合在一资源共享之国家与国族内。以此而言，晚清部分革命党精英欲建立一纯汉国族国家之蓝图，并不是好的选择。同样地，欧亚大陆之东、西两半部有如下差别——西方为沿大西洋岸之少数富强而讲求人权、自由的国家，内陆则为常卷入宗教、种族与经济资源战争及内部性别、阶级与族群迫害频传的各国、各族；东岸则为一“多元一体”的中国，以经济补助来减缓内陆地区之贫困与匮乏，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族群间的秩序。我们不认为，欧亚大陆西半部的体制，优于东半部中国国族下的体制。
1706692929
1706692930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批判、解构历史实体论，同时也不为近代建构论所囿限，而实际上是超越了两者的境界，进而从未来世界族群和谐平等共处的观点来“筹谋改进或规划更理想的人类资源共享环境”，这是何等开阔的胸怀！同时他更指出欧亚大陆东西两半的体制未必是西欧优于东亚，西方大西洋沿岸虽有讲究人权、自由的富国，但其内陆则常卷入宗教与资源竞争的迫害与争斗之中；然而东亚却能以“多元一体”的国族主义理想，以经济支持及行政力量来减轻内陆的贫困与匮乏，并维持族群的秩序。假如以不具文化偏见的立场论，东亚的体制实有其长远发展的意义。很显然这样的思考方式对于西欧习惯于一国一族体制的学者来说，甚而对于谋求更公平境界的“全球化”人士而言，应该都是可以促进他们反思与筹谋的典范思考。
1706692931
1706692932
触及东西文化体系的差异，不免使我想起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东西文明“延续性”与“断裂性”的创见。张先生以这对观念来说明新石器时代进入金属器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之东西文化的差别。所谓“延续性”与“断裂性”是指很多方面的文化现象，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指金属器发明之后生产工具的变化而言。西方文化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代表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Sumerian）文化，苏美尔的金属器发明应用在农业的生产工具上，而与较早期用石器于生产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在工具性质的利用上是一种断裂；但在中国，金属青铜器在黄河流域出现的夏末商初起用之时，是用在政治与宗教仪式上，而生产工具则仍沿用原有的石、木、骨、蚌等，所以说是一种延续，而这种延续的关系也同时表现在人际关系、文字的应用、城乡关系、财富累积与集中、权力的获得以至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上1。要立刻以张先生的这种“延续性”与“断裂性”文化传统差别的说法与上述本书所强调的东西族群关系模式的差异勾连起来，也许较不易理解，但是假如把我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致中和宇宙观”模式的论证，或称“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的寻求，对自然、对人群、对自我三层面的和谐均衡的理想境界来对比说明，也许就较易于理解在东亚大陆境内自古以来一直有一种融合自然、人群，甚至超自然于一体，而企图共同分享资源与文化经验的传统在不断“延续”之中2，这也许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当前“多元一体”国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吧。总之，作者在本书中的种种论述确能引起许多学术的反思与共鸣，这应是本书最值得推荐的特点。希望读者能从本书的阅读中不仅欣赏作者的细腻论述与宽广的理论架构，同时也能借此对族群关系脉络有更多的反思与体认。
1706692933
1706692934
李亦园
1706692935
1706692936
2003年1月20日
1706692937
1706692938
草于台北南港
1706692939
1706692940
1 参看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第1—8页。
1706692941
1706692942
2 参见李亦园：《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代企业行为》，载乔建、潘乃谷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1706692943
1706692944
1706692945
1706692946
1706692948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前言
1706692949
1706692950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更正确地说，这是一本描述与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本书不只是描述羌族，中国大地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更主要的是，我希望通过羌族及其历史来说明汉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边缘的形成、变迁及其性质。本书更大的野心是，由人类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及其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representations），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最后，基于这些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理解，我对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1706692951
1706692952
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目前有30万人，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县。他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约658万的彝族。他的西边是人口459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他的东边则是更广大的12亿汉族——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目前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学者皆认为，羌族与汉族、藏族，乃至于纳西、哈尼、景颇、普米、独龙、怒、门巴、珞巴、傈僳、拉祜、白族、基诺、阿昌等十余种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源关系，而羌族民众也为此非常自豪。为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过30万人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共十数亿人联结在一起？在本文中，我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历史”。
1706692953
1706692954
我以加引号的“历史”来与历史作区分。历史是指过去真正发生的一些自然与人类活动过程，而“历史”则指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像来表达的对过去之选择与建构。在本书中，我将一再探索历史过程与“历史”建构过程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以此而言，本书之作近于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在历史人类学中，如西佛曼与格里福（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所言，研究的焦点可分为两大主题：（一）“过去如何造成现在”（how the past led to and created the present）；（二）“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how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present）。1在本书中，我探讨的主要问题便是：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的羌族。什么“历史”被不同的群体建构，来诠释、理解当今羌族，以及对羌的“历史”建构与再建构，如何造成并改变历史上的“羌人”与“华夏”。
1706692955
1706692956
在本书中，不只是对“历史”，我也将对“民族”与“文化”提出一些新见解。如果对“民族”“历史”与“文化”抱持着传统的定义，那么我可能写出一部可与“中国民族史”接轨的“羌族史”，我的田野资料也能写出一本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之一的“羌族民族志”。然而，读者将发现，在本书中我不断地检讨、解构与再建构我们对“民族”（以及族群、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一些既有概念。近年来，在解构“民族”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之风下，学者常指出许多所谓的“传统”事实上是近代的创造，而“民族”则是近代国族主义风潮下知识精英们的想象群体2。我基本上同意这些看法。然而这些“创造”与“想象”的近代之前的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创造”与“想象”过程与此过程中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更重要的相关的资源共享与竞争背景，都值得我们再深入探索。这样的探索必然超出“近代”与“历史”的范围，而须兼及更早的历史与历史记忆以及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1706692957
1706692958
对传统“民族”“历史”以及“文化”概念的质疑，曾使我，一个历史学者，在历史文献中穷究羌族历史15年之后，又走向近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近八年来，我几度前往羌族地区作田野调查研究。或翻山越岭探访各深沟村寨中的住民，或在汶川、茂县、理县等山间城镇中与当地知识分子交谈，目的都在探索“羌族”对本民族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看法。田野经验让我鲜活地观察、体验到“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多层次的族群认同与社会区分体系，以及此中涉及的许多个人与群体之利益与权力关系。此知识解构了我自身原有的各种文化与学术偏见。然后，借此反省，我重新阅读历史文献——由一种“在文献中做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的角度，考察这些作为“社会记忆”的文化与历史书写遗存，探索其背后个人或群体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并尝试了解相关的“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
1706692959
1706692960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篇”，主要在介绍本书的主体——羌族，描述他们的地理分布、环境与聚落形态、资源竞争与分享体系，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认同与区分等等。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本书有关羌族历史与文化探讨的“民族志”基础。然而，基本上我不是一位人类学者或民族学者，我也难以写出一部当代人类学或古典民族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一位研究族群现象的历史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我关心的主要是历史与族群的问题，所有关于羌族体质、语言、文化、宗教与经济生活的观察与探讨，都被纳入历史与族群的关怀与思考脉络之中。
1706692961
1706692962
这种关怀与思考，源于一些族群或民族研究的理论争议。一个较传统的“民族”概念，经常将民族视为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活与文化等客观特征的人群。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四大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民族概念，在许多学术研究中仍被奉为圭臬；更不用说，在一般民众中这样的观点更是普遍。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探讨，由于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等人的贡献3，基本上在1970年代以后就远离了以客观特征界定民族的研究传统，而着重于族群主观认同的形成与变迁。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学者们曾争辩，究竟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中的功利性工具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可选择的根基性情感，这便是“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与“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之争。事实上，这些争论已指出了族群认同的两大特质——它是工具性的，可因资源环境变化而改变；它也是根基性的，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认同有时不易改变，且常掩蔽人群间其他社会认同与区分（如性别、阶级与地域）。
1706692963
1706692964
19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历史”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化解了“根基论者”与“工具论者”的争论。人们以共同的起源“历史”来仿真人类最基本的“手足之情”，这便是族群根基性情感的由来。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它可以被选择、失忆与重新建构，因此族群认同可能发生变迁。4无论如何，族群认同背后的政治权谋（politics）与历史（history）因素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也顺应当代人类学的一般发展倾向。5
1706692965
1706692966
认同（identity）与区分（distinction）是本书“社会篇”的主题。认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区分则是相反的，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将我群与他群体之成员区别开来。可以说，认同与区分是人类社会结群现象的一体两面。空间、资源环境与人群在其间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是人类社会分群的主要背景。在岷江上游群山之间，各个家庭、家族与村寨等群体，都在资源共享与划分体系中凝聚、区分与延续。家族神、山神、庙子与菩萨等信仰强化了这些族群区分并维持了族群界线。因而在本书中，我所关注的与探讨的不只是狭义的族群（ethnic group）与“族群本质”（ethnicity），而更是在一层层“边界”（boundaries）包围中人们的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
1706692967
1706692968
关于人类社会“区分”的问题，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界有一个研究传统，其中包括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与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等著名学者的研究。6这些关于人类社会区分以及相关的品味、生活习俗、歧视、仇恨与暴力的研究，被大多数“族群本质”研究者忽略了。这主要是由于上述学者们研究的是一社会中不同阶级、性别或新旧住民等亲近群体间的区分，而非“族群”或种族区分。在本书中我由羌族“毒药猫”传说与信仰来说明，“区分”不只是存在于各家族、村寨间；每一个人都是与外界有区分的孤立个体，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与可能有敌意的邻人与亲属之中。人们并不经常能够或愿意理性地分辨外在威胁与敌意是来自哪一层“边界”之外。因此与邻人、亲人的矛盾和仇恨，可能转嫁到远方的“异族”身上；相反地，对远方“异族”的仇恨与恐惧，也可能投射到对身边邻人与亲人的猜疑与歧视上。所有敌意与仇恨的转嫁、迁怒，强化层层边界以凝聚各层次的人群。我由此建立一种“毒药猫理论”，以诠释人类之族群认同以及相关敌对、歧视与集体暴力现象的社会根源，并以此补充基拉尔哈德等人“代罪羔羊理论”之不足。
[
上一页 ]
[ :1.7066929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