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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乡谈话”，也就是语言学分类下的“羌语”，其中包括许多彼此沟通困难的地方方言。这些羌语方言，从某些语言学者的观点，又分为南部方言与北部方言；这两个方言群，又各分为五个地方土语。3事实上，在同一土语群中的人们，彼此也不一定能用乡谈话沟通。正如一位羌族朋友所说的：“我们的话走不远；一条沟有一条沟的话，有时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说话都不一样。”正因为以乡谈话沟通有困难，所以各地羌族在一起时，说的都是汉话。东路羌族经常自豪于他们能说很好的汉话。甚至他们认为汉话是“不需要学就会的语言”，而乡谈话却需要学。相反，西路与北路的羌族虽然说起汉话来口音重，但有些男人却能说一些邻近的藏族方言。譬如，有些松潘埃期沟的羌族能说一口热务藏语；许多理县羌族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过去，语言的使用在这儿似乎也与社会阶级有关。由于嘉绒藏族土司在西路与北路较具势力，“嘉绒话”在他们的势力影响范围内相当于一种官方语言。因此从前西路、北路说“羌语”的土司头人，通常也会说嘉绒藏语。在较靠近汉区的东路地区，自然“汉话”是过去头人们最常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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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域性语言差别外，男女的语言使用也有不同。与女人相比，通常男人的汉话（或藏话）说得要好得多。据他们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常接触外界，所以其他语言说不好。即使在乡谈话上，他（她）们也认为男人的词汇多而灵活，女人的语言则保守而较具地方特色。所谓男子的羌语词汇多而灵活，显然是因为他们用了许多汉语、藏语与邻近羌族方言的借词。除此之外，同一村寨上下世代人群间的语言似乎也有些差别。理县蒲溪沟的一个中年人曾告诉我，当地许多老年人用的词汇现在已完全不用了。更普遍的是，保留“古语”较多的羌族端公唱词，目前绝大多数的本地羌族人都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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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特征 在体质特征上，羌族也呈现由汉到藏的中间过渡形态。人们常以体质特征来界定一个民族，而羌族的例子却说明，“体质”在区别族群或民族上有其限制。譬如，一般认为与汉族相比较，藏族的鼻子较大，皮肤较黑，身材较高。如此说来，北川地区的羌族在体质外观上与汉族全然无异。在岷江上游地区，一般来说，则是靠近嘉绒藏族的西路、北路各村寨人群具有较多嘉绒藏族体质特征，而东路各村寨羌族则看来与汉族无异。这中间的羌族，则呈现由邻近人群间细微差异所构成的由汉到藏之连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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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不尽然是客观存在的、依遗传学逻辑延续与散播的一些身体内外特征。一人群的“体质特征”也常在人们的主观认同下，被集体选择、想象与建构。当这样的“体质特征”想象与建构，成为流行的意识形态时，它影响个人的审美观与婚配对象选择，也因此多少影响该民族的体质构成内涵。1920年代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的英籍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曾指出羌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古以色列人的后代。他指出，由羌族人的体质上也可看出这个族群的渊源。4由陶然士所著书中的照片看来，的确部分本地人的鼻子较一般汉族的高大。我不知道陶然士是否刻意选择他心目中“典型的羌民”作为样本证据，或是否当年土著的鼻子的确比较高。然而近五十年来，当羌族成为国家认可的少数民族时，羌族的体质成分多少有些改变。首先，本地许多原自称汉人者，现在都宣称祖先为羌族，因此也被识别为羌族，如此便产生许多体质与汉人无异或差别不大的“羌族”。这些茂县东路与北川的羌族，普遍认为羌族是古华夏民族的一支，所以羌族与汉族“应该”在体质上没有差别。其次，许多西路、北路接近藏区的羌族都说，在过去并没有羌、藏间的区分；在民族识别、划分后，“说多了就有区别了”。也因此，过去他们与上游村寨人群结亲很普遍，但在民族划分、识别之后，他们与被识别为藏族的上游人群间的婚姻就少多了。羌族的例子显示，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有时是个别学者或社会的集体想象与选择。在此，涉及西方传教士、汉人或土著的自我认同，以及对我群与他群之典范体质或体质区分的想象。而当这些认同与典范体质想象影响人们婚配对象的选择时，自然也影响到一个族群的体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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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征 虽然在体质上很难看出羌族与汉族的区分，然而许多羌族或外来者皆认为，羌族妇女服饰鲜明表达了羌民族特色。当前羌族的确可以由村寨妇女身上鲜明的服饰分辨出来。但村寨中的羌族男人、城镇中的羌族男女以及所有北川的羌族，穿着都与邻近汉人平民无异。“服饰”可以说是个人或一个人群“身体”的延伸；通过此延伸部分，个人或人群强调自身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或我群与他群间的区分。因此服饰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性身体建构。在本书中我将对此现象作进一步探讨，并说明为何只是村寨妇女，而不是所有的羌族皆穿着本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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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学者综合各地羌族妇女服饰之“相似性”，以建构一整体的“羌族妇女服饰”概念。然而，对各地羌族来说，一地有一地的服饰特色，一村有一村的穿着特点；简言之，愈往南、往东，便愈受汉文化影响，愈往西、往北，便愈受藏文化影响。无论如何，对本地人来说，重要的是邻近村寨与地区人群在服饰上的“相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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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文化表征上，同样地，靠近藏区的羌族有许多藏族特色，靠近汉区的则吸收大量汉族特色。如在宗教信仰上，北路羌族所供奉的诸神中有许多藏传佛教神祇，东南部的羌族信仰中则多玉皇、观音、东岳等汉文化中诸神。由于“藏化”与“汉化”程度各个沟与地区皆不同，因此我们很难说哪个地区文化能代表典型的羌族文化。当然，或许我们可以将所谓“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分剔除，以找寻、呈现典型的“羌族文化”。事实上，在许多羌族研究学者的探索下以及在羌族知识分子与地方政府的强调、宣传下，一些羌族文化特色如羌历年、锅庄舞、羌族刺绣、神树林信仰、山神信仰以及端公文化、禹文化等等，都逐渐为人所知。在本书中我将说明，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羌族调查者也曾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色，但他们却困惑于究竟哪些是汉文化或藏文化因素，哪些才是羌文化因素？是早期调查者之学养不如今之学者，或是“羌族文化”在近半个世纪来曾发生许多变化？在本书文化篇中我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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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这些有关羌族的简单描述中可以看出，一族群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质常是变动的、有内部差异的或被主观理解的。因此，我们难以由客观的语言、体质与文化来描述或界定这个族群。这也证实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族群研究者的普遍认识——族群或民族是主观的人群认同范畴，难以被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因素来界定。究竟谁（who）是羌族？我认为这问题过于简化了人类的族群认同现象。在本书中，我将探讨、说明他（她）们为何（why）宣称自己是或被认为是羌族，他（她）们如何（how）成为羌族，以及如何表现或宣称自己是羌族。这样的羌族描述，必然涉及人类生态、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社会阶序与权力关系以及“历史”建构的历史过程。在说明了羌族社会以及羌族如何在历史与“历史”中得其民族生命后，我们会再回到“羌族文化”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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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十七年，清废除杂谷土司苍旺之后，在本地实行屯兵制。以本地五个大寨子为首，置五屯，统一调动诸寨兵员，此五屯为杂谷脑屯、乾堡屯、上孟屯、下孟屯、九子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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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帕子是将折成方块状的布置于头上，再以布条或假发固定；包帕子则是直接以长布巾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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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宏开：《羌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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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pp.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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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二章 村寨与城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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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刻板化的土著意象下，学者经常选择描述一偏远地区的土著聚落生活，如此刻画一个自然、典型与结构性的“他者”社会及其文化。对于这样一个小型社会人群的研究，自然有其学术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资料视为“某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时，便可能面临两种质难：一是，在知识上，为何对此“部分”的认知可以代表“全体”？二是，在社会伦理上，是否如此的“土著意象”产生于某种族群或文化中心主义偏见，因而此种书写是否又强化了族群或文化核心与边缘间的不对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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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羌族来说，当前大多数羌族皆居住在山上的村寨中。然而并非所有羌族皆如此，当今部分羌族居住在威州、茂县、曲山等城镇以及许多大小不等的小镇、街市。我也不认为居乡的是典型的羌族。随着城、乡与国家的经济、文化、行政紧密结合，城外村寨居民之羌族认同才逐渐鲜明。因此村寨与城镇的社会背景以及羌族民众在其间的生计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了解羌族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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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寨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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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半山腰上，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少部分建在河谷台地上的村寨。据村民说，人们过去住在更高的山上，后来才渐渐搬到现在的山腰来住。他们在山上打猎、采药时，还常见到此种高山村落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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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有溪流蜿蜒其间的峡谷，在本地人们称之为“沟”。羌族村寨便建在沟两岸的半山坡上。进入一条沟，通常需先走过跨越干流溪谷的吊桥，然后沿着盘绕山腰上的小径进入支流所出的沟中。深入沟中之后，两边山上的村寨远远映入眼帘。村寨的海拔依地理状况、生产条件而有差距。在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如茂县东路的永和与水磨坪，村寨离河坝较近；由河坝只需走5—10分钟就进入村寨中了。这些地区通常有较宽广的河阶地，被开发来种花椒、苹果。在资源匮乏地区，如茂县的三龙、曲谷，理县的蒲溪沟等地，寨子常坐落在需走上2—4小时的高山上。到了这里，人们自然想问：为何人要住在这儿？主要原因便是资源匮乏。匮乏使得人们必须走入深谷高山，以利用各种边缘资源。匮乏造成人群间冲突频繁，也使得他们较愿住在便于防守的高山村寨。不过，由于目前治安较好，安全无虞，所以许多有办法的村民都搬到河坝居住，或在河坝弄一块地耕作。因此目前到处都有了河坝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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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村寨——汶川的罗卜寨——约有两百户人；最小的村寨约只有三五户人。三五十至七八十户的村寨，可能是最普遍的了。在理县、汶川、茂县地区，羌族村寨最特殊的景观便是，山坡上一片连接在一起的石砌房子，有些还有残留的石碉楼。石碉楼是一种石砌的四角、六角或八角塔状高楼，高约20—30米。碉楼最密集的地区是黑虎，反映了明清时期“黑虎羌番”与中央朝廷间的激烈战争。无论由聚落地形选择，或聚集成片的房子，或由石碉楼来看，羌族村寨的防卫功能是非常明显的。这也说明了为何从前没有河坝村寨。他们认为住在河坝会经常遭抢，非常不安全。据说，过去住在河坝的大多是外来的汉人。因此直到现在，许多高山村寨的人还瞧不起河坝的人（新近搬下去的除外），认为他们“根根”不好（有汉人的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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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北路太平附近山上的牛尾巴寨，村寨中各房屋间的距离较宽，集结如城的聚落不见了。到了松潘小姓沟，屋与屋间的距离更大，房屋多为木、泥结构建筑。可见在过去，这里村寨聚落间的关系比较舒缓。无论在理县、茂县或松潘，村寨中的房屋大多为三层建筑；下层关牲畜，中层住人，上层通常只有一小间敬菩萨的经堂或储藏间，其余空间则是泥铺的屋顶平台，作为曝晒粮食之用。各层楼之间以一种独木梯上下。在北川地区，村落多坐落在河坝或低山腰上。说这儿的羌族“居村”而非“居寨”，主要是因为这儿没有阿坝州那种连接成片的石砌房屋，所见只是汉式村落。房屋也与一般川西汉式农舍建筑无异。主屋由瓦顶与竹木墙构成，有雕花的窗牖；猪舍与柴房在主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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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有干流、支流，同一溪流又有上游、下游，因此村寨所在的沟又有内沟、外沟、上沟、下沟与沟口之分。因此同居于内沟的几个村间的关系，自然比他们与外沟各村间的关系来得亲密。但无论如何，孤立是村寨生活的主要特色。尤其在过去，沟与沟之间村民往来绝少，这与各沟民众间的资源划分与竞争有关。在下一节中我会对此有较详细的说明。村与寨的区别在当地是相当模糊的，因此现在羌族民众多喜欢用行政区划名称，如大队、小队或组。大队相当于村，小队或组相当于寨。然而这些地方行政划分，与当地的人群划分概念又不尽相同。譬如，为了行政方便而将两个邻近寨子合成一组，因此同一组里还经常还分大寨子、小寨子或上寨、下寨。有些羌族知识分子以行政村（组）与自然村（寨）来区分两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羌族各个乡有多少村或多少组，但总共有多少本土观念中的“寨子”，恐怕不容易统计出来。主要困难便是我们不清楚，根据当地人的观点，每个组内部究竟可分成几个“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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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此种村寨聚落。岷江流经松潘的镇江关时，一条支流热务河从西方汇入。这条支流所流经的沟，前段称作小姓沟，后段为红土区或称热务沟。小姓沟中又有几条支流汇入热务河，其中一条是埃溪。埃溪所流经的沟，称埃溪沟或埃期沟。这条小沟中只有一个村，埃期村。村中有三个寨子，分别称为一组、二组、三组。有些较深长的沟中，村寨结构就复杂多了。如茂县的黑虎沟，目前分为四个大队：一大队“二根米”、二大队“蔼紫关”、三大队“耕读百吉”、四大队“爬地五坡”。在当地人观念中，一大队又分为“二根米”与“鹰嘴河台”，与其他几个大队共称“黑虎五族”。每一大队中又分几个小队，每一小队中又包括几个寨子。如，二大队“蔼紫关”分为三个小队，其中的二小队中又有王氏寨、白石寨、和尚村、上村、板凳寨等等。在后面我将进一步说明，这样的村寨结构中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相关的资源分配与竞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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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寨中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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