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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沟内与沟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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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之为城镇的几乎都是县城，如茂县的凤仪镇、汶川县的威州镇、理县的杂谷脑、松潘县的松潘城与北川的曲山镇等等。由于主要公路线沿着岷江、杂谷脑河、湔江修建，因此城镇也都位居沿河的交通要冲点上。各地县城是羌族地区的商业、文教与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村寨羌族认识其他羌、藏、回族，并因此认识自身民族属性的地方。许多羌族居民在此或任职于政府机构，或经营商铺、摆摊贩卖，或从事劳力工作与服务业。近城镇的村寨居民，更经常在早晨挑农产品到城镇上卖。尤其到了夏季花椒成熟的季节，汶川与茂汶县城都是著名的花椒集散市场。近年来，九寨沟、黄龙、红原草地等旅游区的开发，也为公路沿线的汶川、茂县与松潘带来丰富的商机。为了吸引观光客及凝聚民族认同，各县城中也经常举行各种羌族民族庆典与展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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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等的街市，夹杂在几个县城之间，如茂县到松潘间有沟口、渭门、太平、镇江关，汶川到茂县间有雁门、南星、石大关，汶川到理县间有桃坪、通化、薛城等街市。这些坐落在沿河交通线上的街市，长度由两三百米到不足一百米，通常有些卖日用百货的商店，几家简朴的饭馆与住宿之处以及农产、药材的代理收购站。有些街市本身也是区政府所在，附近通常有一所小学。街市是邻近几条沟的村寨居民会面与交易的地方，也是往来客货车司机、旅客打尖休息之处。附近村寨中的男人，闲着没事都喜欢到街市上逛逛，找朋友聊天，也借此得知外界发生的一些事。同城镇一样，街市也是各民族混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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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山深沟之中，乡政府所在之河坝（溪流旁的河阶地）一般称作“乡上”。在这儿，除了乡政府之外，经常还有一两家食堂，几家小卖铺与村的供销社以及几家由山上迁下来的农户。这样的农户如果聚集成村，便称为河坝村，乡政府经常便设在河坝村中。若有班车进入沟中，这儿通常也是班车的起点与终点站。从外面带货进沟的村民，在此下车后，便背着货继续沿着溪谷走上山。乡政府与村寨居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地方的乡长、书记，经常下乡组织开会、宣达解释政令、扶贫、救灾或解决纠纷，村寨居民也常常到乡上办事洽公。因此“乡上”是同一沟中各村寨居民交往会面之处。他们经常能在此遇到相熟的朋友，一同在小饭馆或杂货店中喝酒、摆条（闲聊）。乡上通常也有小学，但一般认为其水平比不上街市的小学，所以少数有办法的村寨民众，便把小孩送到外面街市的小学就读。然而，乡上的小学又比深沟高山村寨中的“乡村小学”来得好，因此许多村寨居民都让他们的子女到乡上就读。这些孩子上学、放学，经常需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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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由1980年代初开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羌族所居各县中，许多地方政府的职位都由羌族知识分子担任。住在城镇、街市与乡上的羌族民众，有些在地方政府各单位担任工人、司机、工友与厨司等劳动职务。其中更有一部分任职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下产生的各种公职，如各级自治政府领导、干部、民族学校老师以及各级党委、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一部分民众，便是以后将常在本书中出现的“羌族知识分子”。他们所以能生存于村寨之外的环境中，主要是由于他们作为国家与羌族人民间桥梁的身份。对村寨民众而言，他们是国家的代言人；对国家而言，他们又是羌族人民的代言人。作为国家之代言人，他们必须熟知汉文知识体系，了解本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政策与当前局势。一方面，他们在追求个人与本民族利益时，能顾及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国家或整体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部分也来自他们是本土民族文化的诠释者与代言者，因此他们也必须掌握本民族知识。然而，无论是汉语语言文化知识还是本土知识，他们都不仅是学习者和推广者，同时也是选择、诠释与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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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州的城镇中，“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是一项可分享、争取的资源，不只是因此产生的政府公职和较优厚的经济、文教、观光开发建设经费，也包括较优越的生育与子女就学机会。于是在此资源匮乏的整体环境中，城镇中“少数民族”此一领域，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低风险的生存空间。以公职人员的薪水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比不上许多勤奋致富的村寨农民。然而，村寨中的父母们却竞相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就读，期望子女未来能成为民族干部。这不只是因为村寨生活苦，他们希望下一代能脱离每天爬坡上下寨子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追求最低风险的经济考量下，成为民族干部是一种较“经济”的生计方式。然而城镇中“少数民族干部”此一领域资源也相当有限，因此形成另一种资源分配与竞争场域。教育是进入此一场域的重要关口，如何将小孩送入城镇中的学校，特别是进入培养民族师资与干部的民族师范学校，成为羌族间一种激烈的竞争。每年暑假，许多羌族家长都在为孩子的就学奔走、请托。就此而言，城镇中的羌族自然占了许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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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少数民族公职此一领域后，各地区之少数民族干部间也有激烈的资源竞争。资源竞争不只是关乎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也关乎群体的权力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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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与村寨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不同的“羌族”。因此，在许多生活层面上，两者都维持微妙的密切关系。城镇中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很早就离开村寨就学、工作，因此大多无法说“乡谈话”，汉话（川西方言）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在穿着上，他们也与一般汉人无别。然而，他们都认为“典型的羌族”是村寨中那些说“乡谈话”、穿着羌族服饰的人（特别是妇女）。他们欣赏、记录、研究这些羌族文化，并引以为豪。对于村寨民众而言，这些居住在城镇的本民族知识分子，却是相当值得称羡的对象。他们从城镇中人那儿得到新知识（包括民族知识）以及学习新的物质享受。村寨的人进城时，常送他们一些自家生产的腊肉与农产作礼品，而城里的人则帮助这些同乡与城中的各种机构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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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邻近城镇：松潘、马尔康、灌县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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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邻近或就在羌族地区边缘的城市，虽然居住其中的羌族不多，但它们与羌族的日常生活及历史经验有密切关系。这些城镇主要是松潘、马尔康、灌县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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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与马尔康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松潘在羌族分布的北缘，马尔康在西边。清末至民国初年，松潘是在“西番”包围下的边防重镇。目前松潘是往九寨沟旅途中最接近目的地的市镇之一。有些茂县北路羌族会到这儿做些小买卖，或在当地旅游饭店中工作。因此在北路羌族心目中，松潘有特殊意义，松潘人与他们的关系亲近。至于茂县南路及汶川的羌族，特别是老一辈的羌族，则认为松潘是个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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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是今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在老一辈羌族心目中，它是代表过去一些强大的嘉绒土司的政治核心地。然而在羌族地区城镇中，他们却常接触到马尔康来的人或听到有关马尔康的事。自然马尔康来的人，或“州里来的人”，多为州政府官员。对羌族民众来说，他们代表一种政治、社会但非文化上的优势群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尔康州政府是一个联合羌、藏的“本地少数民族”象征，代表在此空间藏、羌之间紧密而又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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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今都江堰市）是成都平原进入岷江上游山区的入口城市。这个充满神话的古城也是汉文化进入岷江上游的入口。因此与灌县有关的神话传说，如李冰、孽龙、二郎神等等，也都流行在岷江上游，特别是在汶川、理县与茂县南路和东路等较为汉化的羌族之间。灌县在老一辈羌族人的观念中或在本地传说中，是汉人与“我族”的势力交界点。这应是由于灌县是羌族人进入汉区的第一个大城。无论在今日、清代或更早，灌县与岷江上游居民的经济生活都有密切关系。岷江上游山里的人，经常季节性赴成都平原打零工赚钱。不仅当今羌族如此，据汉晋中国文献记载，当时已有本地“夷人”如此。灌县的都江堰，自古以来便需要大量的淘沙工人，至少在近百年来，岷江上游村寨居民为此提供了相当的劳力。如今，灌县仍是许多羌族心目中“找钱”最理想的地方。对于许多经济情况良好的羌族，灌县成为他们消费享受现代化最方便的地方。他们可以在此买到各种新型电器，上高级餐厅享受美食。甚至不少羌族在此买房置产，搬来城中居住。羌族父母常希望他们的子女离开阿坝州，他们认为男孩到外地工作才有发展，女子嫁到州外才不会吃苦。而离阿坝州最近的灌县，则是这些父母心目中最理想的子女工作、成家地点。许多州内的退休干部，也选择在灌县置产度其余生。因此，羌族人多少都有些亲友、熟人住在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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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四川省府所在，又是远比灌县来得繁荣的大都市。因此在羌族人民心目中，这儿是比马尔康更高层的政治权威中心。岷江上游村寨流传的一些故事中，成都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这也反映成都过去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羌族人偶尔需要到成都购买在灌县不易买到的货物，或在此卖出一些土产，或只是访友、逛街。无论如何，成都对他们而言代表富裕、现代化，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羌族为了做生意搬到成都居住。他们几乎都聚集在成都西门一带；到成都买卖货物或逛街的州内人，也常只在西门一带活动。成都的西门是由阿坝州进入成都的门户，长途车的终点便在西门车站。在成都，他们常自称“州里的人”，只要是州里的人，无论是藏族、羌族，都感到彼此亲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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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与成都，这两个对许多羌族而言的邻近异地城市，分别代表他们心目中两个异文化空间——马尔康代表嘉绒藏族，成都代表汉人，羌族则居于两者之间。羌族同时也居于松潘与灌县之间。但相反地，不同地区的羌族分别对这两个城市有亲近感。对于北路羌族而言，松潘是藏、羌不分你我的地方，他们认为，大家都是质朴的少数民族。对许多南部羌族而言，灌县则是古羌文化（或大禹文化）分布的重要据点，他们甚至认为，灌县过去是羌族的地方。在地理空间上，马尔康与羌族地区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而成都也远在灌县往南还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松潘与灌县则与羌族地区同在一条沿岷江的交通干道上。自然，后二者与羌族地区在地理交通上较密切。但羌族对此四个城市之爱憎，反映的也是羌族认同的特质，以及此认同下一种文化或认同上的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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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的村寨羌族与城镇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即使在同一寨中，各个村民与外界城镇的关系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北川与汶川各村寨的民众和城镇的关系较密切；松潘与茂县西路各沟村寨民众，则进城的机会较少。无论在何处，年轻一代的人总比老年人进城的机会多，也跑得比较远。男人则比女人进城的机会多，也走得远些。许多老年羌族男人，一生中没到过灌县、成都；有些老年女性，更是一生很少出过本村寨所坐落的山沟。由于街市、城镇与邻近城市有不同层次的知识信息传播功能，因此目前有世代、性别、地域、城乡有别的羌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文化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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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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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170669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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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三章 族群认同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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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地理环境与经济生态下，羌族人结为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以共同保护、分享与竞争有限的生活资源。这些社会群体及其间的区分，有些是在国家的民族分类与行政划分下造成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如羌族认同、北川人认同以及羌族与藏族、彝族间的区分，或北川人与茂县人、汶川人间的区分。有些则沿承当地原有的认同与区分体系，如本沟、本寨人的认同以及他们与其他各沟各寨人群间的区分。认同与区分，也包括在一社会中由于分工和资源分配而产生的阶级认同与区分，以及男女性别和不同世代间之认同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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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中，有许多是以“血缘”来凝聚我群并排斥异己的。此“血缘”关系可能为真实，也可能为人们的想象或虚构。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相信”彼此有如此的亲近关系。借此，他们共同享有、保护与争取生存资源；同时也借此忘却或将人群内部的性别、世代、地域与阶级区分所造成的不平等合理化。由于人们的居处空间有远近，资源共享关系有深浅，因此这样的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也有大小、亲疏之分。我们通常称此种群体中较低阶、小型的为“家庭”“家族”或“宗族”，较高阶的大型群体为“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ethnos）。“民族／国族”（nation/nationality）则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下，经由文化、语言与历史之调査、分类，并经由国家权力识别、认可而产生的“民族”。在本文中，我以“族群”泛称所有这一类以血缘记忆凝聚的人类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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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羌族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所有那些我们所熟悉的人群认同与区分。然而，由于居住空间、社会结构以及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因此羌族民众之间——如城镇的人与村寨居民间——并没有完全相同的社会认同与区分概念。无论如何，以血缘或拟血缘关系所凝聚的群体都是最重要的。由于多居于高山深沟之中，迁移、交通相对困难，他们相互激烈竞争限定空间中的生存资源。因此各层次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之认同与区分和资源的分享与竞争有密切且明显的关联。当地一句俗谚“山分梁子水分亲”，说明了这个现象。以下我将由最基本的血缘与拟血缘人群单位“家庭”谈起，然后由小渐大、由近及远，最后论及羌族与中华民族等群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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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