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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羌族村寨的资源环境产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森林砍伐被全面取缔，狩猎用的土枪被禁止使用；退耕还林，也切断了他们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公路开发、岷江上游广修水电站以及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业，也带来许多新工作机会，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也产生许多新资源。这些都使传统村寨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更重要的变化是，由于资本化的商品产销与消费动机，他们的经济生活与村寨外的世界愈来愈密切。譬如，村寨居民们开始关心“中日贸易谈判”，因为其直接影响当地高等菌菇的收购价格。尽管如此，一方面多元化地追求生存资源，一方面严格划分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这两个原则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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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街市与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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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羌族并不住在村寨里，因此也脱离前述的经济生活。他们住在交通较方便而有商业、行政等机能的地方。在羌族地区，这种地方大约可分为三级：城镇、街市以及乡上（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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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沟内与沟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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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之为城镇的几乎都是县城，如茂县的凤仪镇、汶川县的威州镇、理县的杂谷脑、松潘县的松潘城与北川的曲山镇等等。由于主要公路线沿着岷江、杂谷脑河、湔江修建，因此城镇也都位居沿河的交通要冲点上。各地县城是羌族地区的商业、文教与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村寨羌族认识其他羌、藏、回族，并因此认识自身民族属性的地方。许多羌族居民在此或任职于政府机构，或经营商铺、摆摊贩卖，或从事劳力工作与服务业。近城镇的村寨居民，更经常在早晨挑农产品到城镇上卖。尤其到了夏季花椒成熟的季节，汶川与茂汶县城都是著名的花椒集散市场。近年来，九寨沟、黄龙、红原草地等旅游区的开发，也为公路沿线的汶川、茂县与松潘带来丰富的商机。为了吸引观光客及凝聚民族认同，各县城中也经常举行各种羌族民族庆典与展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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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等的街市，夹杂在几个县城之间，如茂县到松潘间有沟口、渭门、太平、镇江关，汶川到茂县间有雁门、南星、石大关，汶川到理县间有桃坪、通化、薛城等街市。这些坐落在沿河交通线上的街市，长度由两三百米到不足一百米，通常有些卖日用百货的商店，几家简朴的饭馆与住宿之处以及农产、药材的代理收购站。有些街市本身也是区政府所在，附近通常有一所小学。街市是邻近几条沟的村寨居民会面与交易的地方，也是往来客货车司机、旅客打尖休息之处。附近村寨中的男人，闲着没事都喜欢到街市上逛逛，找朋友聊天，也借此得知外界发生的一些事。同城镇一样，街市也是各民族混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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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山深沟之中，乡政府所在之河坝（溪流旁的河阶地）一般称作“乡上”。在这儿，除了乡政府之外，经常还有一两家食堂，几家小卖铺与村的供销社以及几家由山上迁下来的农户。这样的农户如果聚集成村，便称为河坝村，乡政府经常便设在河坝村中。若有班车进入沟中，这儿通常也是班车的起点与终点站。从外面带货进沟的村民，在此下车后，便背着货继续沿着溪谷走上山。乡政府与村寨居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地方的乡长、书记，经常下乡组织开会、宣达解释政令、扶贫、救灾或解决纠纷，村寨居民也常常到乡上办事洽公。因此“乡上”是同一沟中各村寨居民交往会面之处。他们经常能在此遇到相熟的朋友，一同在小饭馆或杂货店中喝酒、摆条（闲聊）。乡上通常也有小学，但一般认为其水平比不上街市的小学，所以少数有办法的村寨民众，便把小孩送到外面街市的小学就读。然而，乡上的小学又比深沟高山村寨中的“乡村小学”来得好，因此许多村寨居民都让他们的子女到乡上就读。这些孩子上学、放学，经常需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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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由1980年代初开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羌族所居各县中，许多地方政府的职位都由羌族知识分子担任。住在城镇、街市与乡上的羌族民众，有些在地方政府各单位担任工人、司机、工友与厨司等劳动职务。其中更有一部分任职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下产生的各种公职，如各级自治政府领导、干部、民族学校老师以及各级党委、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一部分民众，便是以后将常在本书中出现的“羌族知识分子”。他们所以能生存于村寨之外的环境中，主要是由于他们作为国家与羌族人民间桥梁的身份。对村寨民众而言，他们是国家的代言人；对国家而言，他们又是羌族人民的代言人。作为国家之代言人，他们必须熟知汉文知识体系，了解本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政策与当前局势。一方面，他们在追求个人与本民族利益时，能顾及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国家或整体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部分也来自他们是本土民族文化的诠释者与代言者，因此他们也必须掌握本民族知识。然而，无论是汉语语言文化知识还是本土知识，他们都不仅是学习者和推广者，同时也是选择、诠释与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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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州的城镇中，“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是一项可分享、争取的资源，不只是因此产生的政府公职和较优厚的经济、文教、观光开发建设经费，也包括较优越的生育与子女就学机会。于是在此资源匮乏的整体环境中，城镇中“少数民族”此一领域，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低风险的生存空间。以公职人员的薪水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比不上许多勤奋致富的村寨农民。然而，村寨中的父母们却竞相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就读，期望子女未来能成为民族干部。这不只是因为村寨生活苦，他们希望下一代能脱离每天爬坡上下寨子的生活。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追求最低风险的经济考量下，成为民族干部是一种较“经济”的生计方式。然而城镇中“少数民族干部”此一领域资源也相当有限，因此形成另一种资源分配与竞争场域。教育是进入此一场域的重要关口，如何将小孩送入城镇中的学校，特别是进入培养民族师资与干部的民族师范学校，成为羌族间一种激烈的竞争。每年暑假，许多羌族家长都在为孩子的就学奔走、请托。就此而言，城镇中的羌族自然占了许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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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少数民族公职此一领域后，各地区之少数民族干部间也有激烈的资源竞争。资源竞争不只是关乎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也关乎群体的权力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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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与村寨是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不同的“羌族”。因此，在许多生活层面上，两者都维持微妙的密切关系。城镇中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很早就离开村寨就学、工作，因此大多无法说“乡谈话”，汉话（川西方言）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在穿着上，他们也与一般汉人无别。然而，他们都认为“典型的羌族”是村寨中那些说“乡谈话”、穿着羌族服饰的人（特别是妇女）。他们欣赏、记录、研究这些羌族文化，并引以为豪。对于村寨民众而言，这些居住在城镇的本民族知识分子，却是相当值得称羡的对象。他们从城镇中人那儿得到新知识（包括民族知识）以及学习新的物质享受。村寨的人进城时，常送他们一些自家生产的腊肉与农产作礼品，而城里的人则帮助这些同乡与城中的各种机构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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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邻近城镇：松潘、马尔康、灌县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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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邻近或就在羌族地区边缘的城市，虽然居住其中的羌族不多，但它们与羌族的日常生活及历史经验有密切关系。这些城镇主要是松潘、马尔康、灌县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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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与马尔康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松潘在羌族分布的北缘，马尔康在西边。清末至民国初年，松潘是在“西番”包围下的边防重镇。目前松潘是往九寨沟旅途中最接近目的地的市镇之一。有些茂县北路羌族会到这儿做些小买卖，或在当地旅游饭店中工作。因此在北路羌族心目中，松潘有特殊意义，松潘人与他们的关系亲近。至于茂县南路及汶川的羌族，特别是老一辈的羌族，则认为松潘是个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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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是今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在老一辈羌族心目中，它是代表过去一些强大的嘉绒土司的政治核心地。然而在羌族地区城镇中，他们却常接触到马尔康来的人或听到有关马尔康的事。自然马尔康来的人，或“州里来的人”，多为州政府官员。对羌族民众来说，他们代表一种政治、社会但非文化上的优势群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尔康州政府是一个联合羌、藏的“本地少数民族”象征，代表在此空间藏、羌之间紧密而又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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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今都江堰市）是成都平原进入岷江上游山区的入口城市。这个充满神话的古城也是汉文化进入岷江上游的入口。因此与灌县有关的神话传说，如李冰、孽龙、二郎神等等，也都流行在岷江上游，特别是在汶川、理县与茂县南路和东路等较为汉化的羌族之间。灌县在老一辈羌族人的观念中或在本地传说中，是汉人与“我族”的势力交界点。这应是由于灌县是羌族人进入汉区的第一个大城。无论在今日、清代或更早，灌县与岷江上游居民的经济生活都有密切关系。岷江上游山里的人，经常季节性赴成都平原打零工赚钱。不仅当今羌族如此，据汉晋中国文献记载，当时已有本地“夷人”如此。灌县的都江堰，自古以来便需要大量的淘沙工人，至少在近百年来，岷江上游村寨居民为此提供了相当的劳力。如今，灌县仍是许多羌族心目中“找钱”最理想的地方。对于许多经济情况良好的羌族，灌县成为他们消费享受现代化最方便的地方。他们可以在此买到各种新型电器，上高级餐厅享受美食。甚至不少羌族在此买房置产，搬来城中居住。羌族父母常希望他们的子女离开阿坝州，他们认为男孩到外地工作才有发展，女子嫁到州外才不会吃苦。而离阿坝州最近的灌县，则是这些父母心目中最理想的子女工作、成家地点。许多州内的退休干部，也选择在灌县置产度其余生。因此，羌族人多少都有些亲友、熟人住在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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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四川省府所在，又是远比灌县来得繁荣的大都市。因此在羌族人民心目中，这儿是比马尔康更高层的政治权威中心。岷江上游村寨流传的一些故事中，成都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地方，这也反映成都过去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羌族人偶尔需要到成都购买在灌县不易买到的货物，或在此卖出一些土产，或只是访友、逛街。无论如何，成都对他们而言代表富裕、现代化，但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羌族为了做生意搬到成都居住。他们几乎都聚集在成都西门一带；到成都买卖货物或逛街的州内人，也常只在西门一带活动。成都的西门是由阿坝州进入成都的门户，长途车的终点便在西门车站。在成都，他们常自称“州里的人”，只要是州里的人，无论是藏族、羌族，都感到彼此亲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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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与成都，这两个对许多羌族而言的邻近异地城市，分别代表他们心目中两个异文化空间——马尔康代表嘉绒藏族，成都代表汉人，羌族则居于两者之间。羌族同时也居于松潘与灌县之间。但相反地，不同地区的羌族分别对这两个城市有亲近感。对于北路羌族而言，松潘是藏、羌不分你我的地方，他们认为，大家都是质朴的少数民族。对许多南部羌族而言，灌县则是古羌文化（或大禹文化）分布的重要据点，他们甚至认为，灌县过去是羌族的地方。在地理空间上，马尔康与羌族地区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而成都也远在灌县往南还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松潘与灌县则与羌族地区同在一条沿岷江的交通干道上。自然，后二者与羌族地区在地理交通上较密切。但羌族对此四个城市之爱憎，反映的也是羌族认同的特质，以及此认同下一种文化或认同上的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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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的村寨羌族与城镇关系的亲疏程度不同。即使在同一寨中，各个村民与外界城镇的关系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北川与汶川各村寨的民众和城镇的关系较密切；松潘与茂县西路各沟村寨民众，则进城的机会较少。无论在何处，年轻一代的人总比老年人进城的机会多，也跑得比较远。男人则比女人进城的机会多，也走得远些。许多老年羌族男人，一生中没到过灌县、成都；有些老年女性，更是一生很少出过本村寨所坐落的山沟。由于街市、城镇与邻近城市有不同层次的知识信息传播功能，因此目前有世代、性别、地域、城乡有别的羌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文化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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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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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170669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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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三章 族群认同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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