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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上口述中，“黑水河”可能指的是三龙沟；而“他们”指沟北的诺窝、勒依等高山村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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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谓尖的、平的，指的是神龛上“神箭”尾端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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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反地，当今日羌族知道这些说不同“乡谈话”的人群，实际上都是说“羌语”的“羌民族”之后，他们会非常仔细地听他处羌族的“乡谈”在说什么。偶然听懂了几句，或几个词，他们便以此印证目前一个普遍的想法——大家原来说的是同样的语言。研究民族或族群的学者常强调，“语言”在区分民族或族群上的功能。对于民族语言，他们常指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在语言学逻辑下建构的“语言”。然而，我不认为这样的“语言”与民族或族群间有截然相对应的关系。羌族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族群认同中，事实上是人们对“语言”的主观认知，反映该族群当前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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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目前岷江上游的各原住民族群，普遍以“民族”一词来称“非汉族群”。“咪”是人的意思，又引申为“不是汉人的人群”，或如今在大黑水地区“咪”更狭隘定义便是“藏族”。黑水人提及的“而日咪”，以他们的汉话来说，便是“汉族不像汉族、民族不像民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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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是指村寨居民心目中旧有的“尔玛”观念，而非相当于“羌族”的“尔玛”。至于相当于“羌族”的“尔玛”，羌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自然能说出他们的共同来源——也就是各种版本的“羌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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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但我们无法排除或相当肯定，有不少的北川羌族其父系或父母双方原来便是汉人，但此“悲情历史”对他们而言仍是重要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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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complete revised Englis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23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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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965）, pp. 12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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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将“藏化”与“汉化”置于引号中，这是由于藏化、汉化常被认知为习藏人或汉人之语言、文化、服饰因而成为藏人或汉人的过程。在后面我将说明，文化上完全“汉化”的人群，不一定自称“汉人”；或者他们自称为汉人，但不一定被他人视为汉人。因此“藏化”与“汉化”在此只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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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关岷江上游地区村寨人群的宗教信仰及其地域特性，请参阅本书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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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p.19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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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关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发展，请参考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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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Leo A. Despres, Ethnicity and Resource Competition in Plural Societies, Paris: Mouton Publishers, 1975; John Rex, Race Rela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Anya Peterson Royce, Ethnic Identity: Strategies of D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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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hristopher McAll, Class, Ethnic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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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四章 结构下的情感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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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的描述分析中我们知道，生活在此青藏高原东缘山区的人们，结为各种血缘或拟血缘“族群”。每一种人类“族群”之间，如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间以及村寨与村寨、沟与沟的村民之间，在资源划分上都界线分明。匮乏，无论是生计上或是心理上的资源匮乏，以及因此造成的资源划分与竞争，是许多社会认同与区分的主要背景。在这样的认同与区分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上一章中所提及的，岷江上游各沟之间“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在一条沟的小世界中，人们以“尔玛”认同为核心，以上、下游的“蛮子”与“汉人”为我族边缘。这种现象在岷江支流的黑水河流域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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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将更深入地分析此族群体系中人们的情感、爱憎与行为。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在羌族认同普遍被接受之后，各沟之间“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基本上在逐渐改变之中。因此，在本章中我所分析的岷江上游社会，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我引用此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以及访问一些村寨中的老人，来重建这一段过去。由于有些自然与人类生态并未改变，因而与此族群体系相关的一些传说、习俗与观念，至今仍保存在村寨居民之言谈与行为之中。其次，我之所以重建这个“过去”是因为，一方面它可以凸显本地区在“民族化”之后族群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这“过去”中的一些现象，忠实且清晰地反映人类在“族群”生活中的爱憎、恐惧、仇恨与暴力的根源。以此而言，本章不只是分析“过去”与“他者”，也借此了解“现在”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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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寨生活中的“我族”与“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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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曾描述村寨民众的“尔玛”概念。在他们心目中，“尔玛”不是“赤部”，也不是“而”。岷江上游村寨中的老一辈人常认为，“赤部”是吃生肉、酥油的人，是拜喇嘛的人，汉话说不好的人；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相较于“而”与“尔玛”来说，“赤部”比较笨。“而”便是汉人。村寨中的老年人认为，汉人聪明，但整体来说，汉人比较有文化。如此，介于“赤部”与“而”之间的“尔玛”，便自认为是老实、有点笨，但又不像“赤部”那么笨的人，是说“乡谈话”也能说“汉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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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过去对“蛮子”与“汉人”的反感或恐惧，来自活生生的日常经验。据当地民众说，过去治安很不好。上游经济条件较差的村寨居民，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赤部”“费儿”或“蛮子”，时常结伙到下游村寨偷盗牛羊，甚至公然拦路抢夺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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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较汉化村寨中有些地霸、无赖，勾结乱军、汉匪、帮会，也经常在沿河坝的地区勒索抢劫或强奸妇女。清末以来引进鸦片种植，更使得治安恶化，地方政府完全无力维持秩序1。沟中村寨民众，常需外出到邻近的街市、城镇做小买卖，经常是一走出沟，便被下游村寨或街市居民骂作“蛮子”。在与这些地方的人交易时，“里头出来的人”经常吃亏上当。因此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外来的汉人商贾，或是邻近村寨的“汉人”，都是些狡诈的人。然而，欺骗、偷窃、强夺之所以在这地区如此普遍，也因为资源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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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环境造成沟中村寨民众对外界的恐惧与敌意。对外界的疑惧与防范表现在许多方面。譬如，从村寨的聚落形态来看，在半山或高山上数十到上百座石砌的房子紧密地连成一片，中间只有狭窄的通道，这便是羌族与邻近藏族村寨的一般形式。村寨内，屋墙上只有很小的窗子，外面开口小，里面开口大，如此便于防御且能得到较多的光线。寨中建有高大耸立如烟囱的碉楼，有时高达30米，作为瞭望与防卫之用。此种聚落与房屋构筑形态，也说明了过去此地人群经常以暴力相侵伐。在上一章，我所引的当今羌族的口述记录，有些也流露他们记忆中过去的暴力，以及人们对此暴力世界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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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中居民对外在世界的恐惧和因此而造成的孤立，也导致各沟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分歧。在此地区，经常隔座大山的邻近两条沟，沟中民众所说的“乡谈话”不同；有时在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上寨与下寨居民间，所说的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各沟、各村寨的宗教信仰与年节习俗以及妇女的穿着等等，也都有些差异。因此他们常说，本地是“三里不同腔，五里不同俗”。“区分”（distinction）在此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它并不只是文化表征上的客观存在现象，也是人们主观上借由各种文化表征与仪式所强调的区分。村寨民众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习俗或特点”，并批评、描述“他们的习俗与特点”，以表达我群认同及“我们”与“他们”间的区分。“区分”可以是具体可被观察的现象，如送葬时棺木在前行进还是在后跟随，或过年期间每一日的特殊风俗与仪式，或妇女衣饰上的细微差别；也可以是如“我们较常洗澡，他们不常洗澡”，“他们爱整衣服，吃得却像猪一样”等较主观的看法。无论如何，他们都经常谈论“我群”与“他群”的不同，也经常刻意实践、表现这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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