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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学界另有一项研究传统，那便是对较小的社会群体内或较亲近人群间的敌对、冲突与相关“边界”之研究。1960年代，埃利亚斯已注意到一种普遍的人群对抗与冲突模式：非常相似或亲近的两个群体，一方认为自身是本地人（established），而认为另一群体为外来者（outsiders）。本地人常强调某些当地文化或生活习俗上的“规范”（norms），并认为这是外人所缺并难以模仿的。由于外来者是此种“规范”的潜在破坏者，因而本地人又认为他们是污秽不洁的4。他在一个相对而言，相当小且人群间同构型高的社区中作这样的研究，因而能够在人类社会分群上有此独到的见解。这种划分非常相近人群间的“规范”，在布迪厄对人类社会分群的研究中有更深入的探讨。他对于社会“品味”（taste）的研究，更让我们了解这种人类社会分群边界“规范”的特质及其如何形成与被操弄。他指出，社会认同建立在“区分”（distinction）之上，而通过创造、操弄生活品味的“区分”，一个人群借以敌视最亲近也因此最有威胁的另一群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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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拉尔的“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与“魔性替身”（monstrous double）之说6，更深入说明此种非常相似的或亲近人群间的相互模仿与敌对。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此种亲近人群内部的紧张关系，使得社会骚乱时一个或少数社会边缘人成为“代罪羔羊”，以消除社会紧张并凝聚人群，此即为他的“代罪羔羊理论”。7这种亲近群体内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以及“代罪羔羊”现象，在许多社会文化中的“家族”群体里最能显现出来。譬如，人类学者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有关污染与女性社会角色的研究中也曾指出，在以男性为家族主体的社会中，由于嫁入的女人破坏男性家族之内外“边界”，因而被认为是“有污染的”。8这也说明了在中国社会中，女人在许多信仰与仪式里都被认为是“污秽的”，以及为何在家族纠纷中媳妇常成为“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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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上学者所研究的人群“区分”，有些是小镇中的老居民与新居民的区分，有些是同一地各社会阶层人群间的区分，有些是家庭或家族中核心（男性）与边缘（女性）的区分，但这种亲近人群间的敌对模式，常被扩大而见于人群间的种族或族群关系之中。我认为，对于研究族群或民族现象的学者，这一类的研究有可借鉴之处。相反地，族群研究者对于族群冲突、对立的研究成果，对于思考亲近社会群体间之区分问题也有相当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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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以上我所描述的村寨居民心目中对“族”或“民族”的概念，以及他们与“外族”之区分，都显示所谓“异族”不只是远方某一特定人群，而是由邻近家族、村寨开始向外延展、层层相扣的人群。这也说明为何人们对邻近或亲近人群的猜疑与敌意，经常与他们对远方“异类”的猜疑与敌意互为表里。此种猜疑与敌意，使得人们觉得个人与群体“身体”需要保护——防范污秽、不洁经由各种媒体侵犯此“身体”。而群体中的“外人”或边缘人，如女人，则常被认为是带来不洁、不幸的媒介。在岷江上游各沟各村寨中，以细微的差异来造成人群的区隔，明确地表现在语言、服饰与其他文化和生活习俗之上。外来女性在语言、服饰与生活细节上，破坏、污染本地人的“规范”；她所来自的群体——母舅家，同时也是邻近另一家族——常试图干涉、改变本地人的“规范”。如此在本地人群中造成一种潜在的威胁与紧张。此种亲近之人所带来的污染威胁，与他们过去所感受远方“蛮子”“汉人”所带来的污染威胁，常相互增长。因此在传述“神话”“历史”与人们的“过去经验”中，人们常将女性异类化、带罪化或污化，以表达对一层层外在世界的敌意与恐惧。特别是在岷江上游村寨社会中，性关系的、道德的与身体的洁净是一个重要社会规范，以划分我群与“蛮子”和“汉人”。而女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常被众人认为是村寨中此种规范的潜在破坏者，因此她们被认为是有毒的、有污染的。在岷江上游各村寨中，这种女人被称作“毒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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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将由流行于岷江上游的“毒药猫”传说，来说明村寨民众如何以少数女人为“代罪羔羊”，以消除社会内部骚乱，表达对外在敌人的恐惧与憎厌，并因此强化群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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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岷江上游村寨中的毒药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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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上游村寨中普遍流传“毒药猫”的说法。在民众的心目中，“毒药猫”是一种会变化及害人的人，几乎都是女人。她们或变成动物害人，或以指甲施毒害人。受害者则是村寨中的小孩或男人。一个村寨中，哪个人或哪些人是“毒药猫”，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如今许多老年人都认为，过去村寨中毒药猫多，现在已少了；或者说过去毒药猫较凶，现在的毒药猫毒性较轻。因此，目前在许多村寨中，“毒药猫”只是过去的传说，尽管它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感情与行为。但在过去，每个寨子都有“毒药猫”，这便不只是一个故事或神话，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经验、记忆，因此也深深影响村寨内外人群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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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人们常将村寨中一些莫知来由的疾疫与意外灾难归罪于毒药猫。对毒药猫的恐惧，使得家或寨子成为人们在夜间寻求保护的城垒；没有绝对必要，人们都不愿在夜间离开家或寨子。毒药猫女人又被认为是有毒、污秽与淫乱的。因此对于讲求道德与血缘“纯净”的村寨男人来说，这些毒药猫女人除了可怕之外，也是险恶可憎的。虽然人们畏惧、厌恶毒药猫，但他们又认为“无毒不成寨”（寨子里没有毒药猫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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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说法，毒药猫白天与常人无异，到了晚上，躯体睡在家中，灵魂就变成某种动物四处害人。据说，每只毒药猫都有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各种动物的毛。当晚上毒药猫要出去害人时，就把手伸到口袋里，摸到什么动物的毛就变成哪种动物。然后，将走夜路的人吓得摔到悬崖下面去。以下是茂县赤不苏一位中年人所说的一段村寨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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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寨子有一家，在大集体时有两个人，要去开会。寨子上有个毒药猫王子，变一个白马，跟寨子上一匹白马一样的。这两个人，一个胆小，一个胆大。他们觉得有白马跟着，知道是毒药猫。胆大的就说：“我躲在石包包（按：突出的岩石）这儿，你去把它吆上来。”结果马一过来，躲在坎子上的那个人吆喝一声，马就掉下去死了。他们两个商量，明天我们很早起来看，如果死的是寨子里的马，我们就都不要开腔；如果不是，就是毒药猫了。第二天，他们来看，结果没有死马，但寨子里有一个人病了。他们说，整了毒药猫的人一去，那个毒药猫就会吐血死掉，所以一般是不去的。但这两个是村干部，不去也不行。他们就去看看。那毒药猫的家人把她抬到医院去，在半路上就遇到那两个村干部，那个人就吐血死了。为了这事，到现在两家的关系还僵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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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松潘小姓沟的中年人，曾告诉我一个当地有关“毒药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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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子在河边推磨，推水磨。来了一个毒药猫，她说：“你一个人在这推磨最怕啥子？”毒药猫问他。他说：“我最怕驴子，进来呀呀叫，我最害怕。”后来毒药猫就变一只驴子来了。磨房门一开，就阿阿叫。这个人就把驴子勒到，就把粮食托在高头，骑上，一打，就往包包上（按：指山崖头上）登上去。走到半路她累到了，就唤。走到屋里，他把几个儿子喊起来，说：“我捡了一只驴子，你们给它喂点草。”他儿子们给她草她不吃。他们就说：“爸爸驴儿不吃草。”他说：“不吃就给它饿着。”五点鸡叫，她就说：“你把我放了吧，我屋里头娃娃要哭，要喂奶。”他才跑下去，把她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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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以上故事一样，大多数毒药猫变动物的故事中，最后被修理的都是毒药猫。而修理毒药猫的人，则是她们自己的丈夫，或本村中的青壮男子。在村寨民众心目中，毒药猫主要都是女子。至于男人会不会变成毒药猫，各人说法不一。9毒药猫与女人间的关系，明确表现在传说中毒药猫的传承或训练上——传说中毒药猫都是由母亲传授给女儿。以下是一位黑虎沟老人的口述，代表此种普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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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猫女的、男的都有，但女的要凶些，狡猾些。只要走得起路，她母亲就教她。没得人的时候，把她喊来，把火笼烧起，做馍馍的熬盘搁在上面，把女子也放在上面，毛毛也搁在熬盘高头，要她打滚。滚打了，拿啥子毛变啥子。教她，一般都是母亲教，父亲不教。技术上指正她。一直长大，就变成毒药猫。男的也有，很少，男的不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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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口述说明，毒药猫不仅在母女间传承，与此传承相关的火笼、灶边与锅盘，也都是与女性有关的场域与器具。在较汉化的地区，毒药猫又被认为与灶神有密切关系。据黑虎沟的一位老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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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神菩萨是毒药猫的祖先。他们两个最要好，他也是个毒药王。她有个小口袋，放的有麻雀毛、老鼠毛、豹子毛、牲口毛、牛毛都装得有。他们说，她的口袋就藏在火笼底下，灶神菩萨替她管。她阴着掏出来，一打开口袋，打个滚，拿到啥子毛就变啥子。拿到老鼠毛就变老鼠，晚上就扰人，把人甩下坎，把你吃了。真正把人吃的还没看到过，只是几扰几扰的把你吓死，或把你吓出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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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家中的女人，毒药猫却无法将法术传给媳妇。相反地，许多有关毒药猫的故事，述说毒药猫母亲如何想要害自己的儿子，却总被媳妇揭穿而使得毒药猫受惩罚。或说，婆婆如何想将毒药的技术传给媳妇而不成。10下面是一位赤不苏人所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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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一个儿子，结了一个爱人，当时还没有小孩。母亲在家煮饭，让儿子与媳妇出去耕地。正是春耕季节，要播种。晚上媳妇被她母亲施的毒药猫法术吓到了。她就跳到柜子里躲起来。在我们羌区说，面柜子是毒药猫的交通工具，像马、车一样。那天晚上那媳妇躜到柜子里去时，那老人婆恰恰又是毒药猫王子。毒药猫王子，就是那一天晚上，四面八方的毒药都要来她这，来受训或接受任务之类的。她骑起面柜子出发。她开会的地点，所有的毒药猫都来了。他们掷骰子。那老人婆——那毒药猫王子输了，要拿出很多酒肉来赔偿损失。媳妇就躲在柜子里听老人婆说些啥子。老人婆宣布：“明天午时，我既然输了，我就要按我们的制度，把我的娃儿拿出来给你们吃……”媳妇听到，吓得昏了。因为他们感情相当深。第二天，他们在田里休息时，她滴了眼泪，滴在她爱人脸上，他才发现她在流泪。他问她：“今天是咱个事？”要说，对方是她爱人的母亲；不说，他的爱人又会被害死。她忍了又忍，眼泪不住地流。最后在他的催促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爱人。他爱人听了说：“我有办法。”他说，即使是亲生母亲也不认了。在他们做田做到一半时，他的母亲就来了，带来牛草与馍馍，要他们吃午饭。那妈妈要去喂牛吃草。儿子要母亲吃饭，他自己拿牛草给牛吃。牛吃了的确眼睛红了。那儿子就把牛鼻索拉一拉，牛退到崖边，就被他杀了推下崖去。牛一死，他母亲回家，也死在门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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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毒药猫只害自己的儿子，不敢害自己的丈夫。另有人则说，毒药猫喜欢害自己最亲近的人，主要是自己的丈夫与儿子。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毒药猫绝对不加害自己的弟兄。而且，毒药猫在东窗事发后，经常是由她的父母或弟兄领回去——回到自己的娘家去。如下面这位黑虎人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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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婆娘一睡就喊不醒。他就早有准备，洒了草木灰。半夜他听到响，起来看，一个猫脚印子从门槛上过。他就跟着去到那地方。那些毒药猫在那叽里呱啦，她们那种语言有些听不懂，很吓人。王子，人指甲衣服穿起，野鸡翎子插起。那男人吓得溜了回去。结果，半夜从天窗上，先一个人脚杆甩下来，一下，又有一个人手杆甩下来。他把它们藏了，假装睡觉。后来他婆娘也回来，打个滚又变成人。到了那天，他婆娘的爸爸妈妈来了，他招待他们坐在那烤火。那男子就从床底下把人的手杆、脚杆拿出来。“你们看你们女儿干的安逸，昨天从天窗甩下来的人手杆、脚杆，你们看咋办？”她的父母就说：“要她改。”怎么改呢？要她到九条大河去洗，把她洗干净，所有的毒都洗完。这婆娘就被她父母逼到大河去洗，已洗了八条河了。最后一条时，天上就喊下了：“那姑娘不要洗了，洗不得了，再洗毒药猫要断根。”好像她有代表性一样，断根了，人间的瘟疫流行，人更不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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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所谓毒药猫之“毒”，似乎又是一种具体的毒药，其毒性或污染性可以借河水洗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故事都是说“无毒不成寨”：一方面解释为何到现在还有毒药猫，只是比从前少很多；一方面又说为了避免更严重的瘟疫，一个寨子中有毒药猫存在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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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毒药猫有关的是会从指甲放毒的女人。事实上，毒药猫与“从指甲放毒的女人”之间的区分相当模糊。有人认为，毒药猫有两种：一种从指甲放毒，一种专变动物害人。因为指甲上放毒的人是借由食物传毒，而烹煮食物又是女人的事，所以人们都认为这种放毒的“毒人”全是女人。再者，变动物的毒药猫多是年轻的女人，许多本地人说，通常还是些漂亮的女子。相反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从指甲上放毒的是老年女性。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当毒药猫年老时，她们的毒就逐渐消退，到后来就只剩指甲里的一点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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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女性与猫：区分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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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毒药猫”类似的“毒女故事”，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少见。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经常认为部分女人是“狐狸精”“女巫”或是“放蛊的女人”。研究“女巫”或“女人污染力”的学者，曾由各种角度指出这些偏见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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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猫故事的叙事情节与含义，一方面与西方“女巫”传说所反映的社会与两性关系类似；另一方面，它又与某些社会（如中国与印度）妇女在宗教仪式、社会上具“污染力”的角色相关。然而，在欧洲或美国新英格兰，无论女巫是否作恶害人，或是否曾存在一个巫术传统，各种民间、政治与宗教团体的确曾对“女巫”施加暴力。11在岷江上游地区，“毒药猫”只是村寨人群间的闲言闲语——没有任何关于女人巫术传统的证据12，群众也没有对她们施加严重的群体暴力。人类学者曾以生产方式、婚姻的社会功能与父系家族继嗣等，来解释印度与中国妇女在社会与宗教仪式上“污染力”的由来。13然而无论在生产方式、婚姻或家族方面，岷江上游的羌族（与部分藏族）都有不同于中国内地和印度的相关社会背景。14虽然如此，“女巫”或“具污染力的女人”有一相同的背景值得注意。无论是由于追求宗教的纯净或家族的纯净，女人都被视为外来者与潜在的污染者。因此在一个社会发生骚乱，如瘟疫、不明的死亡、外来挫折与群体内部纠纷之时，女人常成为代罪羔羊，以克服恐惧与凝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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