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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78 这种研究趋势,自然使学者对于“历史”一词有相当宽广的定义,也产生许多关于历史本质的争论。譬如,“历史”与“神话传说”的界线究竟何在?在某一文化中被认为是“历史”的叙事,在另一文化中是否就相当于“神话”?6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下,人们有不同的历史心性或历史意识,因此产生不同的“历史”记忆与叙事方式?因此,文化史学者探究千百年前古代社会人群的历史心性7,社会人类学者探究千百里外各种异文化人群的历史与时间意识8,部分口述历史学者也在主流历史所创造的社会边缘人群间,釆集口述记忆以分析其特有的历史心性与叙事模式9,其目的都在探求“历史”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记忆与人类社会间的关系。为何选择这些“边缘的”案例?主要的理由是:在这些边缘时间(古代)、边缘文化空间(土著)与边缘社会(弱势者)人群中,我们比较容易发现一些违反我们既有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异例”,因此可以让我们借由对自身历史心性与典范历史的反思,来体察“历史”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以此而言,羌族的例子有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他们被汉人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空间上他们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高山深谷之间,在社会上他们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处在汉、藏两大文化体系间,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属于汉、藏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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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80 因此对于“羌族历史”的探索有多重意义。首先近代国族主义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便是“民族”或“国族”概念以及相关的新学术工具。在此种新的民族概念与新学术之下,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建立中华民族此一国族概念;同时也通过历史研究与书写,将传统中国四裔人群纳入此国族之内。在以下第五章中,我将介绍这个典范“羌族史”以及此“历史”的建构过程。当今羌族,便是由此“历史”得其民族生命。近年来,许多西方学界的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研究者,在其研究中或说明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民族传统”的创造过程,或解释在国族主义风潮下许多“民族”如何被建构10。在这一层次上,我同意他们的观点,羌族的例子也支持这些“近代主义者”(modernists)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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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82 然而,从另一层次来说,晚清以来的“羌族”与“羌族历史”建构,只是两千多年来“华夏”不断建构其西方族群边缘过程的最新阶段,或许还不是最后阶段。由商代到汉代,随着华夏认同的向西扩张,当西边原被称作羌的人群由于“失忆”而成为华夏之后,更西边的人群便被华夏称作羌。如此,华夏的羌人概念也就不断向西推移。到了汉代,在青藏高原东缘形成一狭长羌人地带——这便是汉晋时期的华夏西边族群边缘。11在本书中,我延续上述研究,说明隋唐及此后“羌人地带”上的许多人群,如何被汉人重新归类为“番”或“夷”,因此造成“羌人地带”在唐代之后逐渐萎缩。20世纪上半叶,便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基础上,“番”被划分为藏族,“夷”被划分为彝族,而被认定为羌族的只有四川阿坝州东南与北川的部分人群。在第六章中,我将说明此一绵长的历史过程。由这一层次来说,前述国族主义研究或近现代史研究者,对“民族”或“传统”的理解显然有不足之处;他们都忽略了当代“民族”与“传统”之形成,有其近代之前的历史与历史记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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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84 最后,羌族也被自己所选择、创造与润饰的“历史”所塑造。他们有其本土的“历史心性”,在第七章中,我将从这种本土“历史”中探索一种“另类历史”——弟兄祖先故事。此“另类历史”,也让我们可借以了解中国传统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接触民族概念与以汉文传递的历史知识之后,在“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两种历史心性的转化糅合下,羌族知识分子选择、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建立羌族认同。第八章将说明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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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86 1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Harold R. Isaacs,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1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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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88 2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1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pp.174-200;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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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90 3 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第125—126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5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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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92 4 M. Bloc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1977.12, pp.278-292; Joanne Rappapor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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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94 5 有关结合口述记忆、文本与展演的研究,见Stuart H. Blackburn, Singing of Birth and Death: Texts in Perform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Dwight Fletcher Reynolds, Heroic Poets, Poetic Heroes: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in an Arabic Oral Epic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关于历史心性、相关文类与文本叙事,以及历史记忆的夸耀、展演与攀附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变迁,请参考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6—147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分3本,2002年,第583—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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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96 6 相关讨论见Jonathan D. Hill, ed.,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Joanne Rappaport, The Potitics of Memory: Nativ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lombian An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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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3998 7 如法国历史学者Jacques Le Goff有关中古欧洲社会之心性及其变迁之历史研究。见其所著Time, Work &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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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00 8 Renato Rosalso, Ilog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Janet Hoskins, The Play of Time: Kodi Perspectives on Calendars, History and Ex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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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02 9 Popular Memory Group, “Popular Memory: Theory, Politics, Method,” in Richard Johnson et al. ed., Making Histo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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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04 1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mela Crossley,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p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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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06 11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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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11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1706692448]
1706694012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五章 羌族史:典范与解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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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14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羌”便有丰富的历史记忆。近代学者根据殷商甲骨文、先秦史料、《后汉书·西羌传》以及较晚更丰富的史料记载,来建构由商代绵延至近代的“羌族史”。这样的“历史”说明了“羌族”的起源、分布与迁徙,以及更重要的,他们与中华民族下各民族间的关系。这样的“羌族史”,也就是我所称国族主义观点下的“典范历史”(master history)。然而,这些创作“羌族史”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受一些新西方思潮模塑之外,本身又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与历史记忆的承载与诠释者。以下,我先介绍典范的羌族史及其意义。而后,我将在近代国族主义发展的背景下,说明此“典范羌族史”的形成过程,这也是一种对于“近现代”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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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16 一、典范的羌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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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18 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但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通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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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20 根据这些典范的“羌族史”,羌族的来源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有“羌”,他们是商人的西方敌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1殷商卜辞中常有商,或其属国与羌之间的战争记录。卜辞也记载,被俘的羌人被商人用在祖先祭祀中作为牺牲或成为商人的奴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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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22 由于“羌”与“姜”在文字上的相似,殷商之羌人又被认为与中国古史中的“姜姓”之族有关。3在基于“神话学”的古华夏研究中,这一族群被认为出于传说中的姜姓“大岳”或炎帝神农氏(姜姓);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也就是申、吕、齐、许等姜姓之国的统治家族。4如此,姜姓或羌人被认为是一古代民族集团,所谓“神农集团”或“姜炎集团”,他们的文化特征是一种与羊有关的岳神信仰。学者们又认为,随着羌人的迁徙,羌人的岳神信仰也散布四方,这便是中国四方“五岳”之说的由来。5“姜炎集团”由西往东迁,与“黄帝集团”发生接触、争战,最后两族融合——这是许多研究早期“华夏”形成历史之学者的普遍看法。另一种看法是,根据中国上古典籍《国语》记载,黄帝、炎帝为兄弟,因此有些学者将炎帝与黄帝视为同一民族集团,即“炎黄”集团,与“风偃”和“苗蛮”集团相对。6另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始祖大禹,据记载他“生于西羌”,有些学者也因此及其他证据认为夏民族为羌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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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24 周人与姜姓之族或羌人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据中国古文献记载,姬姓周人的祖源为“姜嫄”;在周克商的战争中,有姜姓部族或羌参与8;西周时,周王又常娶姜姓族女子为妻。因此学者皆认为“羌”或“姜姓族”是周人的西方盟友。或者说,姬出于姜姓之族,或两者原是一大族下的两个支族。9周克商之后,有功的“姜姓族”因被分封于东方而东迁,这就是西周与春秋时期历史上的申、吕、齐、许四国。留在渭水流域的姜姓族,主要是“西申”之国,后来勾结犬戎发动变乱,逼使周王东迁,结束了历史上的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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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4026 “戎祸”不仅结束了西周政权,也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国文献中有“姜戎氏”与“姜姓之戎”,又由于姜姓之申侯曾勾结犬戎灭了西周,因此姜姓之族(以及羌人)又被认为是广大“戎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羌或“姜姓”之族因东迁而渐文明化的支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留在西方、北方未开化的族群,便是“羌”或“戎”。10战国时西方的“戎”或“羌人”有一个文化特点,根据战国至汉初的中国史籍,这些人死后行“火葬”。根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战国时华夏与秦的驱戎,部分戎人纷纷往西逃遁,后来成为汉代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的“西羌”。但今之学者多认为,汉代河湟西羌是广大的羌、戎最西方的一支,他们一直住在那儿。如顾颉刚认为,住得较远的戎人,因山川阻塞与华夏关系绝少,而能保存其原来文化与种族,这便是秦汉时代的河湟羌人。11又如,冉光荣等认为,秦汉之河湟羌族有的尚在原始狩猎经济阶段,是羌人中最后进的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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