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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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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找寻失散的祖先后裔”，是指在文明程度与权力关系不对等的人类社会接触中，优势人群认为此劣势人群为本群体之分支，而产生的一种历史建构与想象。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请参阅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九章《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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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泰勒（Griffith Taylor）：《人种地理学》，台北：中华书局，1960；P. H. Stevenson,“The Chinese-Tibetan Borderland and Its People,” China Journal 6, pp. 4-6; T. Cook, “The Independent Lolo of Southwest Szechwa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8, pp.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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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p.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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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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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林向：《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3年第10辑，第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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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170669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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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六章 羌族史的再建构：华夏边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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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羌族史是一种“历史”，一种国族主义下的时代产物。如今，在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启示下，我们体会到这种“历史”的建构性，也因此能“解构”此种“历史”。然而，这并不表示典范历史的研究、书写是错误的；当代解构各种过去“历史”与神话的学者，有时也不比这些前辈学者高明。许多现代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都证明学者们常常由一个谬误中挣脱后，又陷入另一个谬误之中。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从解构他者或古人中，认识到群体认同对于人类认知的影响，以至于一方面解构一个国族认同下的“历史”，另一方面在新的国族认同下（或其他的主体认同下）建构另一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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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代国族主义的学者们更有一种普遍见解，认为当代各“民族”（或国族）全然是近现代产物，产生于近现代的历史建构与文化创造之中。这样的看法忽略了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便是群栖动物，而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们便用各种的文化符号（与相关记忆）来强化“群体认同”。以文字书写历史合理化一血缘群体之凝聚及其领域资源，在世界许多古文明中也很常见。以近代“羌族史”之研究、书写来说，当书写之主体（华夏）成为“中国民族”之核心族群时，在新的“中国民族”概念下，他们重新建构、定义羌族；是否“羌族史”的主要建构者与被建构者——汉族与羌族，全然是近代产物？或者，是否造就当代中国民族与羌族的“历史”，只是些被建构的历史想象而非真正的历史？我不认为如此。我也不认为，历史研究可以以解构近代形成的“历史”为满足。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的是：如果“典范羌族史”中的羌族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延续体，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历史中延续？或者，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羌族与“典范羌族史”？在这一章中，我将由“华夏边缘观点”来说明“羌”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解释“羌族”与“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本质；通过这样的历史，我也将探讨历史延续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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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边缘观点”探索华夏的形成与变迁，在我从前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有详细的探讨。简略地说，这个新的研究取向有以下特点。首先，在对“族群”（包含民族）的了解与界定上，强调由族群成员所相信或争论的“我族边缘”（哪些人是异族）来认识一族群的本质；着重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中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以及配合与造成此变迁的历史记忆建构与再建构过程，以及影响资源分配、竞争与历史建构的群体内外权力关系。因此，在历史文献上，边缘研究强调族群的社会记忆本质，以探索留下此记忆的社会情境；在考古与民族志资料上，注重人类资源竞争、分配体系与其生态环境背景，以及相关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以及认同与区分体系下的文化表征与展演；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从异例分析（anomaly analysis）中了解一个社会的多元本质、模糊边缘、权力关系与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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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观点，在这一章中我将重新探讨、建构一个“羌族史”——事实上这是“羌”的历史，也是华夏之西方异族概念的观念历史。我将说明，“羌”作为一个华夏边缘，华夏心目中“西方那些异族”，如何在“华夏”的成长中不断向西漂移，以及这个华夏边缘在近代以来的变迁——由“蛮夷”成为少数民族。这样的“羌”的历史，事实上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变迁的历史，也是我所谓“华夏边缘观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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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典范历史中羌族的迁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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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至汉代华夏之羌人概念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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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我曾说明由商代至汉代华夏的“羌人”概念变迁。在本书中，我先对此一历史过程略作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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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这个字作为一种人群称号，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约当公元前13世纪）。由甲骨资料，我们知道商人称西方某一区域为羌方，称那儿的人为“羌”。其地理位置大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一带。他们在商人眼中是敌对的西方人群，也是被视为“非人”的异族。公元前11世纪，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结合西方各部族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后，周人与其盟友逐渐东方化，继承许多商人的文化传统。西周时人并未称任何异族为“羌”，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浅的西方诸部族，此时被周人称为“戎”，大约在宝鸡附近及其以西、以北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陇山以东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也在这时期，东方诸国的“华夏认同”逐渐形成；相对于“华夏”的主要是“戎狄”异族。随着秦人的华夏化，他们统治下的“戎狄”也逐渐成了华夏的一部分。如此，华夏的西方族群边缘持续向西漂移。战国晚期，“氐羌”一词出现在当时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指传闻中西方一异族。文献中或说他们行“火葬”，或说他们“无君”，其实都在强调这些西方人的异类性；这些异族的地理分布，“在秦之西”。然而“氐羌”似乎只是偏好以神话传说为隐喻的战国思想家们的西方异族想象；记载古今人事的历史文献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中，都没有关于“氐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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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后，中国进入秦与汉帝国时期，政治统一带来疆域与族群认同的扩张。往西方，中国的政治控制、中国式的农业与文化价值，都向西移到适于开垦种植的地方。由于对西方人群的认识愈来愈深，“戎”已不适于用来描述所有西方非华夏人群。在此背景下，原来模糊的、神话式的西方异族概念“氐羌”，分裂成两个人群称号，“氐”与“羌”，被秦汉时人用来分称陇西一带两种西方异人群。陇西附近，在秦与汉初也被称作“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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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汉初年到东汉时期，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羌人”与地名“羌中”概念，继续向西漂移。汉初“羌中”约在陇西、临洮附近，也就是在洮河到白龙江之间。由此，与羌有关的异人群与地理概念往三个方向伸展、扩张。西北一路，汉帝国势力在汉武帝时达到甘肃河西走廊，“羌中”这地理概念也向西北迁移，指这个新的西部边疆。于是此时，在酒泉、张掖间也有了“羌谷水”与“羌谷”等地理名称，当地土著也被称作“羌人”。东汉时，人们心目中的“羌人”概念更向西北漂移到天山南路。往西的一路，在汉昭帝到汉宣帝时期，汉人的势力进入河湟（黄河上游与其支流湟水流域），于是“羌”这个地理人群概念又扩及到河湟地区。汉代中国积极在湟水河谷驻军、移民，造成河湟土著与汉人之间激烈的冲突。由于与河湟土著的战争，中原人对于此处的“羌人”有更多的描述与了解，因此“河湟羌人”成为东汉魏晋时中原王朝百姓心目中典型的“羌人”。最后，在西南方，秦朝与西汉前期中原王朝之人由陇西、临洮往西南发展，于是“刚氐道”“湔氐道”“甸氐道”等地名被用来称呼甘肃南部、四川北部的新“边缘”，由于“氐羌”之关联，这里部分人群也被称为“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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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羌”或“氐羌”这些地理人群概念的变迁，表现了华夏形成过程中华夏之西方族群地理边缘的变化（见图十二）。在商人的我族认同中，西方异族主要位于陕晋豫之交。在西周时人的我族概念中，这个西部族群边缘大约向西推进到陕西宝鸡之西不远的地方。战国至秦，由于秦人的华夏化，这个边缘又向西推移到陇西、洮河一带。西汉武帝及其后，“羌”的概念一度随河西纳入中国而往西北迁移，造成历史学者所称的河西与天山南路之羌。1无论如何，东汉与河湟羌人之间绵长的血腥战争，使得河湟土著成为中原王朝心目中典型的羌人；这个概念，后来又因《后汉书·西羌传》之作而强化。因此，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由商到汉代之“羌”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异族”的历史，而是“华夏”自身的历史，或“华夏边缘”变迁的历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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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商至汉晋间华夏边缘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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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及此历史过程中的商人、周人、秦人与华夏，这里有必要对这些人群之族群本质作一些说明。过去学者们，包括我自己，常将之视为民族，或直书为商民族、周民族、华夏族等而不加诠释，这至少都失之简略。如果“民族”是一群有相同主观“认同”，并相信彼此有共同“起源”的人群，那么显然商人、周人、秦人与汉代华夏“民族”只是指在各个政治、经济体中的社会上层阶级。我们只需阅读《史记》世家、本纪中各国之“历史”便知，那只是些上层领导者的家族“历史”；以黄帝、颛顼等圣王记忆来凝聚的，只是战国以来的帝王贵胄与汉晋时期的豪门世族而已。汉晋之后，通过家族谱系记忆书写，才有愈来愈多的社会中下层“百姓”成为炎黄子孙。3总而言之，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都在一延续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古之“周人”“华夏”与当代意义的“羌族”或“中国民族”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