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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杨迦怿：《茂州志·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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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清）吴羹梅修，（清）周祚峄纂：《直隶理番厅志》卷四，《边防夷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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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寨名及地理位置追探，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大姓云昌寨土司”与“玾竹寺寨土司”属下有许多村寨民众，其后裔现在说的是“羌语”，也是“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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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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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杨钧衡等修：《民国北川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第524—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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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相反地，当前羌族知识分子重述这些故事，是借此记忆证明北川人原来就是“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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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五寨等地残存的这一点“羌番”根子，在后来北川之羌族认同“恢复”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过程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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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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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homas Torrance, China’s First Missionaries: Ancient Israelites, London: Thynne & Co. Ltd., 1937,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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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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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譬如他说，土著宣称他们的语言不同于“戎人”（Rong）与“藏人”（Tibetan）的语言；见Thomas Torrance,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15。但据我的田野调查，老一辈“尔玛”过去只是认为，他们的语言与“赤部”或“识别”不同；他们心目中并没有羌族、戎人或藏人的概念。而“赤部”与“识别”虽主要指今之嘉绒藏族、黑水藏族与草地藏族，但也经常包括今日“羌族”的祖先。见本书第三章有关“尔玛认同”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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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文所引为手书稿本，《松、理、懋、茂、汶：五县三屯情况调査》，汶川县志办公室藏；另有一修改后的版本，见张雪崖：《松理懋茂汶屯殖区现状》，《开发西北》第2卷第4期，1934，第1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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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査记》，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出版，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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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胡鉴民：《羌民的经济活动形式》，《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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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闻宥：《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2期，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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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虽然黑水芦花以东人群后来被识别为“藏族”，但其语言在语言学上仍被认为是“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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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西方学者或传教士都曾欲将“羌民”变成西方人的后裔，或者所有汉人学者都强调“羌民”与汉族间的亲近关系。至少，葛维汉曾反驳陶然士以羌民为以色列人后裔之说，而胡鉴民从经济生态角度，则认为羌民是在西藏民族文化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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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第七章 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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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异族本土观点历史的资料极少。这些少数的“土著历史”，又常在汉文化的历史理性下，或经记录、书写者的转译、修饰而扭曲，或被归类为“神话传说”而受忽略。然而，这些“不真实的历史”或“神话传说”并非没有研究价值。对于一族群所宣称的共同起源，我们不只是想知道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更想由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历史记忆）与表述，也就是由历史叙事（narrative）与文类（genre）中了解造成这些记忆与表述的社会与历史本相（social and historic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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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思考、探索“土著文化”的学者，也常陷于一种学术想象之中——想象、寻找与建构一全然不受外界影响的土著社会。成书于战国时的《国语》，记载了一段一位被华夏认为是“戎”的异族领袖所说的话。这位“姜戎氏”说：秦惠公说，我们这些戎人是“四岳”的后裔。如果此记载确实，这显示当时的秦人或华夏曾建构戎人的族源，并将此记忆播入与他们往来密切的戎人之中。在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本土历史”？接受、融会外来历史知识后，土著所相信的历史是否还算是本土历史？对此，我的观点是：并没有绝对不变的或纯粹的“土著”，也没有不变的、单一的、可免于外界影响的“本土历史”。在与外界接触中，“本土历史”有其变易与多样性，也因此造成一个族群本质的不断变迁，其内部各次群体间的结构特质也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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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被华夏称作“羌”的黄河上游土著，其本土历史曾被记录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根据此“传说”，羌人（河湟西羌）的文明开创祖名为“无戈爰剑”，一位由秦国脱逃的戎人奴隶。他到此地后，由于一些神迹而使得土著臣服，并与一受割鼻刑罚的土著女子成婚，教导羌人种田、狩猎。这个“传说”可能是基于当时某一河湟羌人部落的本土历史，添加些汉人的历史想象以与中原“秦人驱戎”之历史记忆接轨，进而成为一种华夏心目中的“化夷传说”1。在类似的华夏建构之化夷传说中，一位殷王子“箕子”至朝鲜而教化了东夷，一位周王子“太伯”至吴而教化了荆蛮。2《西羌传》又记载，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也是羌姓的一个支族；在舜帝驱逐“四凶”时，一族人被远远逐到黄河上游地区。这段历史叙事说明了黄河上游羌人的由来。姜姓的始祖炎帝，则是曾败于黄帝之手的古代帝王，将边缘异族的族源溯及历史或失败者，这也是华夏历史书写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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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历史上有多少被称作“羌”的人群曾接受这些历史记忆。但至少魏晋时期，许多迁入关中的羌人豪酋家族自称是“黄帝之裔”而非“炎帝之裔”。如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据称是有虞氏之苗裔。3钳耳家族，自称祖源为“周王子晋之后，避地西戎，世为君长”4。另一关中羌人巨姓——党姓家族，也自称是夏后氏之后。5无论是大禹之后、高阳氏之后、夏后氏之后、有虞氏之后或某位周王子之后，在文献所蕴含之社会记忆中都是黄帝有熊氏之后裔。这些例子显示，以上羌人世家大族都假借一些华夏历史，刻意忽略一些华夏历史，并遗忘本土历史记忆，以将自己变成黄帝后裔。他们借此成为华夏的一分子，也造成前章所述的华夏边缘的漂移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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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被华夏称为“羌人”的人群，在接受“羌人”这个称号而自称“羌人”，或假借华夏祖源而自称“汉人”之前，他们的本土认同体系为何？以及什么样的“本土历史”支持这样的本土认同体系？什么样的新“本土历史”，使“羌人”新的本土认同体系合理化？由于古史中羌人自身记忆缺乏，除了前引汉晋时期关中羌人世族的例子外，我们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正因如此，近代以来“羌人地带上的最后羌人”——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村寨人群——之本土历史记忆与认同及其变迁，在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提供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被华夏视为“羌人”者，在成为“羌人”之前的历史记忆和认同体系，及“羌人”如何接受、选择与糅合外来知识以建立新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以及这些新、旧历史记忆所隐喻的族群本质及其变迁。这些“本土历史”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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