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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为北川争得了“大禹故里”的正统地位。而北川之所以能积极进行此事,一方面由于北川属经济较富裕的绵阳地区,且为绵阳唯一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可得到较多的经济援助。再者,北川地区汉化得早且彻底,这意味着北川羌族知识分子比起其他地区羌族知识分子而言,更有能力掌握古汉文典籍资料的运用与诠释。如以下一位北川羌族知识分子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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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历代文人名士都认可了大禹生在石泉:四川省石泉县(北川县),九龙山下石纽禹穴沟。现在里头还留有很多遗址。清朝乾隆年间,石泉的县令叫姜炳章,他写了一个《禹穴考》,就写了:“石纽盘盘摩青天,刳儿坪上血石鲜,古传神禹降生此,至今溪水生红烟。”这对那个禹穴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在这以前呢,就是明代的文人杨升庵(杨慎),新都人,他的这个《禹王庙记》。宋代石泉的大夫计有功写的《禹庙记》。还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手书的“禹穴”二字。这在以前有颜真卿篆刻的“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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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中将各种汉文资料信手拈来,有此能力的知识分子,在北川之外的羌族中并不多见。有趣的是,清代石泉县令姜炳章以其卓越文采留下数篇歌颂大禹的诗文,其目的显然是“愿将花雨洗蛮风”13——以描述华夏圣兴之域,将北川塑造为文明教化之区。如今他留下的诗文,却成为强化“大禹为羌族祖先”的重要社会记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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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羌族,尤其是北川新旧县城曲山、治城的羌族,特别热衷于以“大禹”来强调他们的羌族认同。目前羌族主要分布在岷江流域,唯独北川羌族在湔江流域。这个族群分布的地理边缘位置,加上深度汉化造成本土语言、文化尽失,使得北川羌族时时觉得自身远离本民族“核心”。因此,“大禹故里之争”不只是为了争取观光资源与文化建设经费而已,更重要的是争取本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北川在这场关于“过去”的战争中之所以得胜,以及有关大禹故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相当清楚的——运用大量经济与行政资源,组织学会,召开全国性大禹学术研讨会,出版支持北川为大禹故里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各种有关大禹的史料、录像带,建大禹纪念馆,等等。我并非以此指责北川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近现代许多“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便知这并非是北川羌族的专擅,而是在国族主义或某种本土认同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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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过去很强大后来被打败的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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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羌族知识分子或是村寨民众之中,最普遍的羌族历史记忆便是,羌族原来是很强大的民族,被打败后分散四方,一部分人就被赶到这山里来。以下是一位北川小坝乡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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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些资料后,1991年我在茂汶出差,我问他们这羌族究竟是从哪来的。他们说,羌族是从青海来的。游牧、打仗,羌族人好战。打打打,就像忽必烈、成吉思汗一样,只顾打,不巩固阵地,于是打过的地方都被别人占了,回不去。羌族就消失得差不多了。所有少数民族:回、彝、藏、羌都是住在高山上、高原地区,汉族住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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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记忆,显然得自于文字资料以及本地人的口耳相传。茂县赤不苏出身的一位羌族知识分子也说,他从学校里得到类似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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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西南民院的那老师讲羌族的来历,我们觉得藏族人也多,汉族更多,为什么要讲羌族?他说,羌族以前很强、很好战。被打散了,就一部分到藏族地区,一部分到西南的彝族地区,都是羌族流浪到那,才改变了族别。另一部分就流窜到阿坝州的茂县、理县,就是现在的羌族。我们下课后,彝族的同学不安逸(注:不服气),藏族的同学也不安逸。羌族人那么一点,还说我们是羌族来的。我们还去问老师。老师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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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记忆,显然是典范羌族史的“普及版”。由以上口述资料可知,通过学校教育以及羌族知识分子间的言谈,这种历史记忆不断地被传播、推广。但传播、推广此历史记忆的群体,更主要的是广大的羌族民众。不是被授予、告知一个历史记忆,本地民众便一定会接受。他们听过许多关于本民族的过去,但对此“历史”特别津津乐道。因为在民族识别与划分之后,一个事实便是:羌族人口只有二十万,夹在人口由五六百万到十二亿的藏、彝、汉三大民族之间。在民族知识普及之后,许多“羌族”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何这个民族住在山上?为何这民族只有这一些人,且分散在各个山沟沟里?汉族学者从汉人历史记忆中建构的“羌族史”,对本地人而言,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中,所有的人物与史事枝节都不重要,重要的历史记忆只是“羌族过去是个强大的民族”,借此他们可以强化本民族的自信心,而且“被打败而离散的羌族”,可解释目前羌族分散居住在各山、各沟此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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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被打败而离散的羌族”此一记忆,不但让他们认为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民族皆是羌人后裔,也让他们在更广大的世界中寻找、想象期望中的、足以为傲的羌族同胞。一位出身汶川龙溪的羌族知识分子,便曾在以下言谈中表达如此的民族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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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嘛,在炎黄以后形成华夏民族,羌族是重要的部分。形成许多部落后,争地盘。又因为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没有团结起来,在战乱中引起其他民族的不满。他们就结起来与羌族作战,打了很多代,七八代。打分散了,云南、贵州、越南、缅甸、柬埔寨,听说都有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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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这样广泛的羌族想象中,他们常谈论一些传闻中逃到国外去的“羌族”;这些想象中的“羌族”在缅甸、菲律宾、欧洲等等地方。事实上,有些村寨民众将所有“山上的人”都当作是“尔玛”。因此当他们在一些书报上看到世界各地山区土著的介绍时,便认为那些人都是“尔玛”——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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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年来他们最常谈论的“逃到国外去的羌族”便是日本人。几乎在所有羌族乡,尤其是深入山中的村寨,都可以找到此种社会记忆。如一位北川青片的羌族民众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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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有来北川这做研究……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是羌族,所以对羌族有兴趣。他们说,他们与彝族特别接近,彝族的祖先就追溯到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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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赤不苏的一位羌族,也曾提及日本人到赤不苏做研究,以及日本人与羌族间的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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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最近也听说过日本跟羌族的关系。他们说,日本有一个地方的人跟我们赤不苏的人说的是一样的话。还有日本人到我们那去调査,在找他们的祖先。现在学术界就断定了日本人是西南一支民族;彝族就认为日本人是他们的后代。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的话像日本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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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理县蒲溪沟的民众,认为日本话与羌语很相似,他也提及日本学者到蒲溪来研究羌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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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年还有日本人来研究,专来研究这事。日本那女的,端公老儿对那日本女人对话。很多话都很相像,都是一回事。他跟我摆过;火钳,日本说啥,我们说啥。日本对一些东西的喊法,跟我们很像。日本人都来研究了几次了。我们还有一种“阿得华”,只有老年人会说。“阿得华”,古老羌语,跟日本话就说得拢,现在的羌语说不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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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青片、蒲溪沟、赤不苏、小姓沟,都是当前最偏远的羌族地区。这也显示这种社会记忆无远弗届。无论从语言、历史与文化来说,都没有充分证据可说明羌族与日本人有族源或文化上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历史记忆之形成,由以上口述看来,部分因素可能是在与一些日本研究者、访客的接触中,本地人获得、解读或误读到如此信息。但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某种社会情境,使得羌族民众乐于接受此信息。这个社会情境便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省区、各单位都在努力争取日资与中日合作,以开发各种经济与文化资源。各种经济、文化性质的日本访问团,常成为中国媒体与官方的贵客。另外,在市场经济倾向的消费市场上,日本产品在中国成为现代科技神话的化身;日益依赖各种电器产品,并极力追求现代化的羌族民众,也深受此影响。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下,自然羌族民众很乐于找到如此的“逃散的羌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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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篇有关“太伯奔吴”的论著中,我曾说明在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不对等的族群文化互动关系与现实利益的考虑下,春秋时的华夏如何经由“寻回失落的祖先后裔”来接纳江南句吴的人,以及句吴的领导家族如何经由“寻回被遗忘的祖先”而改变其土著认同。15在羌族的例子里,他们努力“寻找失散的羌族后裔”,同样是因为某种族群中心主义心态。但这并不是一种优势族群的扩张性我族历史想象。相反,这是一种住在山中的少数民族对于自身的孤立与人口劣势感到不安与自惭,而期以“世界到处都有我们羌族”来自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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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流传羌族中的两种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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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羌族的口述记忆,其中多少皆夹杂着中原历史或野史中的人物与事件,也穿插许多中原的时间、地理名称。这些记忆的主轴,都在于说明羌族与汉族的本质或两者间的关系。羌族中也普遍流传另一些“过去”,它们与汉文化关系不深或根本没有关系。在本地,它们被完全视为“神话传说”——以本地汉话来说,便是“条”或“壳子”;讲述这些,便是“摆条”或“吹壳子”。以下我将介绍两则这样的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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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姊妹制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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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则是“两姊妹成婚”或“伏羲姊妹制人烟”故事。以下是松潘小姓沟一位羌族老人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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