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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不仅是本土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物。在本书第六章中，我曾说明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羌人”一直是华夏与其西部边缘人群间动态关系之产物。因而当华夏主体成为近现代之“汉民族”时，新的华夏边缘“羌族”也随之产生。历史上的“羌”是一个汉与非汉之间模糊的华夏边缘。在此历史中被创造的羌族，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蕴含了多元的历史与文化建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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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熟悉典范历史的读者，习知“历史”与“神话传说”区分的读者，或认为本章所提及的羌族“本土历史”只是一些地方传说与神话，它们中历史事实的成分很少。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在羌族认同下“本土历史”之虚构性，也见于其他国族或民族认同下的“典范历史”之中。此羌族“本土历史”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外群体权力关系，也一如我们在当代较“学术性的”历史建构中所见。因而与其分辨何者较真实，何者较具“学术性”，我们不如认真思考人类各种社会认同的本质，以及认同与社会记忆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记忆中与群体认同关系最密切的“历史”——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叙事。对“历史”采取广义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如何在一个社会特有的“历史心性”下被建构，以及历史与社会现实如何强化或改变人们的历史心性和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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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査》，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146—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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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査》，第155—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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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两个词都出自古籍如《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等书。此译词出自演唱经文的端公袁正褀，见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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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一本《羌族故事集》的编者称，该书中所录之《戈拉智拿》这篇经文，是概括所有不同版本之异同写成的。见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羌族故事集》，出版地不详，1989，第2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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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括号内文字应为葛维汉对此所作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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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s of the Ch’iang,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pp.7-8.原文为英文，此段引文为本书作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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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0—155页；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北川县政府民宗委编，李明整理：《迟》，载《羌族民间长诗选》，1994，第137—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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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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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羌族立地根源》，载《羌族故事集》，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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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近年来许多羌族知识分子乐于谈论、研究“烁罗古国”。他们认为这个羌人建立的古国就在灌县。见周发贤、王长益：《“烁罗古国”初解》，《西羌文化》创刊号，1996，第26—28页。这本刊物是一本代表羌族知识分子本土声音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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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没有见过这篇文告的中文原文，但葛维汉曾将它译为英文，引在他的书中。以下是我根据葛维汉的英文译本，再转译为中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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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阳国志·蜀志》，顾广圻校注引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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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愿将花雨洗蛮风”为姜所作《白草歌》中之句。“花雨”一词是以佛说法诸天雨花赞叹之典故来影射文明教化。该文被收录于道光《石泉县志》卷十，《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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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社会历史记忆不只传布在羌族之中。据许多中国西南民族田野研究者告诉我，“与日本人同一根根”之说，也流传在畲、苗、傜、彝、景颇、纳西等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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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群族认同》，第25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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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较南方的各族群中，故事大多是说两兄妹躲在“葫芦”里逃过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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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请参阅本书第五章与第九章，陶然士对羌民历史与文化的见解，在此两章中有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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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彝族刘尧汉等人有关彝族文化的研究，可与羌族之大禹文化研究相比拟，代表“古老华夏”或“比华夏更古老”之我族建构路线。我们也见到一些彝族知识分子，在另一路线上寻找、建构与强调彝族“非汉少数民族文化”之努力。这也见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普遍特质，“汉”与“非汉”在此难以作截然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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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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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文化也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感兴趣的主题。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由文献与遗物探索古代羌族文化面貌。民族学者则在田野调查中观察与描述当代羌族文化。部分学者更结合历史、考古与当前民族学资料，说明羌族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证明此民族实体在历史上的存在。在其间，“文化”对于许多学者而言有多种意义。“文化”呈现一群人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演化论观点。“文化”展露一群人的迁徙，某种精神或物质性人为创作的空间传播，这是传播论观点。“文化”又显示一个人类社会的内部秩序，这是结构功能主义观点。在国族主义下，通过这些不同观点之论述，近代学者有关羌族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个在社会发展上不如华夏、在历史上不断被击败而迁徙、当前仍借其“民族文化传统”以维系其社会特殊性的羌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是学者探索、争辩的对象，也是当前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信赖与自豪，以及不断被他们修饰与创新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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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学术的”、外来的和本土的文化建构，近二十年来受到新一代学者的重视。在后现代主义学术潮流中，“民族文化传统”被认为是新的建构与发明。学者在世界众多例子中发现，许多“传统”并非真的很古老，而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以凝聚国族的“创新发明”（invention）。如此论述，与“想象的国族群体”论述是一体两面。当代国族或国族之下的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者的集体想象产物；强化此群体想象及凝聚其成员认同的，则是共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这一方面的研究，让长期惑于“国族主义”与民族情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有了新的面貌，更让学者们对于“历史”与“文化”有了新看法。然而，此国族（或民族）形成之“想象创造论”亦有其不足之处。在历史方面，这是一种“近代主义”，强调近代变迁而忽略“近代”在长期历史上的意义，也因此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在文化方面，“传统创造论”着重于分析、呈现人们所宣称的“传统文化”之近代创构，而忽略近代文化建构实乃一长程文化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也忽略了推动此文化建构过程的历史与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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