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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括号内文字应为葛维汉对此所作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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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s of the Ch’iang, City of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8, pp.7-8.原文为英文，此段引文为本书作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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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0—155页；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北川县政府民宗委编，李明整理：《迟》，载《羌族民间长诗选》，1994，第137—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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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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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编：《羌族立地根源》，载《羌族故事集》，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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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近年来许多羌族知识分子乐于谈论、研究“烁罗古国”。他们认为这个羌人建立的古国就在灌县。见周发贤、王长益：《“烁罗古国”初解》，《西羌文化》创刊号，1996，第26—28页。这本刊物是一本代表羌族知识分子本土声音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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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没有见过这篇文告的中文原文，但葛维汉曾将它译为英文，引在他的书中。以下是我根据葛维汉的英文译本，再转译为中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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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华阳国志·蜀志》，顾广圻校注引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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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愿将花雨洗蛮风”为姜所作《白草歌》中之句。“花雨”一词是以佛说法诸天雨花赞叹之典故来影射文明教化。该文被收录于道光《石泉县志》卷十，《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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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社会历史记忆不只传布在羌族之中。据许多中国西南民族田野研究者告诉我，“与日本人同一根根”之说，也流传在畲、苗、傜、彝、景颇、纳西等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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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群族认同》，第255—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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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较南方的各族群中，故事大多是说两兄妹躲在“葫芦”里逃过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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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请参阅本书第五章与第九章，陶然士对羌民历史与文化的见解，在此两章中有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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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彝族刘尧汉等人有关彝族文化的研究，可与羌族之大禹文化研究相比拟，代表“古老华夏”或“比华夏更古老”之我族建构路线。我们也见到一些彝族知识分子，在另一路线上寻找、建构与强调彝族“非汉少数民族文化”之努力。这也见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普遍特质，“汉”与“非汉”在此难以作截然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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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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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文化也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与民族学者感兴趣的主题。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由文献与遗物探索古代羌族文化面貌。民族学者则在田野调查中观察与描述当代羌族文化。部分学者更结合历史、考古与当前民族学资料，说明羌族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证明此民族实体在历史上的存在。在其间，“文化”对于许多学者而言有多种意义。“文化”呈现一群人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演化论观点。“文化”展露一群人的迁徙，某种精神或物质性人为创作的空间传播，这是传播论观点。“文化”又显示一个人类社会的内部秩序，这是结构功能主义观点。在国族主义下，通过这些不同观点之论述，近代学者有关羌族文化的研究建构了一个在社会发展上不如华夏、在历史上不断被击败而迁徙、当前仍借其“民族文化传统”以维系其社会特殊性的羌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是学者探索、争辩的对象，也是当前羌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所信赖与自豪，以及不断被他们修饰与创新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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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学术的”、外来的和本土的文化建构，近二十年来受到新一代学者的重视。在后现代主义学术潮流中，“民族文化传统”被认为是新的建构与发明。学者在世界众多例子中发现，许多“传统”并非真的很古老，而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下，被人们集体建构以凝聚国族的“创新发明”（invention）。如此论述，与“想象的国族群体”论述是一体两面。当代国族或国族之下的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者的集体想象产物；强化此群体想象及凝聚其成员认同的，则是共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这一方面的研究，让长期惑于“国族主义”与民族情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有了新的面貌，更让学者们对于“历史”与“文化”有了新看法。然而，此国族（或民族）形成之“想象创造论”亦有其不足之处。在历史方面，这是一种“近代主义”，强调近代变迁而忽略“近代”在长期历史上的意义，也因此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在文化方面，“传统创造论”着重于分析、呈现人们所宣称的“传统文化”之近代创构，而忽略近代文化建构实乃一长程文化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也忽略了推动此文化建构过程的历史与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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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历史篇中，我已说明“羌”在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和相关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在“文化篇”，我将探讨一些与历史或“历史”有关的羌族文化问题，我认为，“历史”和“文化”都是一些历史与社会本相的表征。在本书中，此种历史与社会本相，便是在历史上延续与变迁的古华夏边缘，及其所蕴含的各层次族群、阶级、性别与地域人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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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第九章中，我将说明中国文献与考古所见之古代“羌人”文化面貌，以及20世纪前半叶民族学者所描述的岷江上游羌民文化。我们不一定能“重建”古代羌人的文化面貌，然而却可能在学者对“羌文化”的描述与探索中，分析“描述者”（如范晔、姜炳章、陶然士、胡鉴民等人）在描述“他者”时的特殊兴趣与偏见，以了解这些描述者自身的族群与文化认同。我们也可以观察，在描述者与被描述者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力差距下，人们（描述者）对他者（被描述者）“文化”之贬抑、污化，及对自身文化的夸耀，如何造成他者之文化模仿与攀附。这些文化过程，曾造成了以“羌”表述的华夏边缘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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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文化，不只是由文化权力核心之“描述者”对“他者”之文化描述来界定，更经由本地人自身的文化建构来完成。在第十章中，我将介绍当代羌族传统文化的本土建构背景与过程。这不只是涉及一个“民族”如何建构他们自己的文化，更涉及各层次的族群、阶级、城乡、地域人群间之区分以及在造成并强化这些区分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下，人们对“我族文化”的夸耀、选择、争论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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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代华夏对“羌”文化的描述，或是被称为“羌”的人群之文化表征，或当代羌族的文化建构，“文化”都不只是一些客观的、结构性的或在历史时间中绵延不变的生活习俗。它们是通过文字、口述、身体与各种物象的“展演”，被人们践行、观看、批评、模仿、夸耀与修饰，以强化或改变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游移在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之利害抉择中的个人，也经常因此改变其文化表征、展演，并改变文化表征对自身与他者而言之指涉意义。所有这些过程，并非经常发生在文化、族群、地理与社会距离遥远的群体间，而是发生在较亲近或常有接触的群体之间。人群间相互的文化歧视、夸耀与攀附，在这些地区形成一个模糊的古华夏边缘——在此，谁是“汉”、谁是“蛮夷”或“少数民族”？以及何者是“汉文化”或“土著文化”，都是模糊与经常被争辩的。就是这些发生在小地域间、亲近人群间的微观文化过程，造成我所称的华夏边缘变迁。因此当代羌族文化形成的近代过程，只是一个更长远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而此长远历史过程中，延续的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人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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