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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戏剧性的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即使“诸番”因此得着汉姓，也无法使他们成为毫无疑问的汉人。使得非汉土著或其后人宣称自己是“汉人”的，是这故事中所显示的“情境”——在本地汉与土著间的社会阶序差距，及因此差距而产生的文化夸耀与模仿。在此故事之叙事中，汉人对土著展示与夸耀自身的文化（如对土著展示汉官威仪），以及土著对汉文化的模仿、攀附，跃然文字之间。这正说明了为何在晚清民国时期，当地有汉姓的家族都相信他们是外来汉人移民的后裔，没有人愿意承认祖先是上述故事中被赐姓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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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文化展演，也是一种历史记忆展演，为北川人的“白马将军”之祀。在何卿平定白草羌之乱后，他成为被本地汉人崇拜的英雄。走马岭一役后，何卿调离其久任之川西防务。嘉靖十七年（1538年），何卿的部属及当地汉人士绅，为了感谢何平乱之功，在坝底堡附近建“何公生祠”，以便大家朝夕瞻仰。此后北川各地陆续建造“何公祠”，又称为“走马庙”或“白马将军庙”，何卿也就是走马将军或白马将军。道光《石泉县志》中，不但在记军事之志文中详细记载何卿的功业，而且在《艺文志》中更保留多篇歌颂其功业的诗文及何卿本人的书奏。这只不过是一种通过文字的“夸耀”，更重要的是将之神圣化、民俗化，而通过民间祭祀的文化夸耀，走马将军或白马将军之祀，成为北川一种特殊的民俗文化信仰，此信仰甚至深入流行于白草河流域过去“羌番”所居的地方。直到民国时，位于白草河走马岭的“走马庙”里面仍供奉着何卿像。14祭祀何卿，也是一种宣称汉人认同的方式，此时白草河一带，感戴何卿拯救百姓于羌番劫难之中村民，当然是自称“汉人”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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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中姜炳章等人留下的诗文，对番民文化的描述，对汉、番关系之纪事，以及有关何卿功业之记载，都成为一些不断被重述的社会记忆，进一步边缘化本地非汉族群及其文化，使得通过各种媒介接触到此类社会记忆的北川“番民”，逐渐学习、攀附汉人文化。到了道光时期，《石泉县志》称此地“乃两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吏斯土者，随时训迪之，婚姻丧礼将与汉民一体。”到了民国政府时期，如本书第三章所述，虽然仍被下游的人称作“蛮子”，但是几乎所有北川的山间村落人群都自称是“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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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羌文化探索与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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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篇中我曾说明，汉晋时期的“羌人带”如何在汉与吐蕃两个政治力量的交逼下逐渐萎缩。“羌人带”上各地人群逐步“吐蕃化”或“汉化”，到了清末民初，只有岷江上游部分非汉土著仍被内地人称作“羌民”。由当时的“羌民”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历史过程的残痕——汉与吐蕃间的一个模糊文化边缘。“吐蕃化”或“汉化”，不只是指凭借吐蕃之政治、军事扩张与藏传佛教传播，或中原之政治军事扩张与文化影响所造成的客观风俗文化变迁，更指的是此种客观风俗文化变迁，在“汉人”与“非汉土著”心目中所造成的族群意象区分。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羌民”只存在于岷江上游地区——在汉人心目中，这些人群没有完全成为“西番”或“藏族”，但又不像是“汉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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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篇”中我也曾说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旧记忆基础上，建构包含汉族及传统华夏边缘的中国国族。因此在民国肇造之初，探究这些国族边缘地区究竟有哪些“民族”，以及厘清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紧密关系，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刻不容缓的使命。此时羌族史之研究，已说明这是了解汉、藏、彝，以及许多西南民族之间族源关系的桥梁。因此岷江上游“羌族”文化探索有特殊意义，它不只是有助于识別“少数民族”，更可借此民族“活化石”见证、凝结汉与广大西方、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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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学术研究，在今日看来多少皆有在“我族想象”下建构国族的含义。然而在那个时代，通过新学术的我族想象与建构，并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专擅。同样地，基于国族主义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另一种我群想象，以及对世界各“原始民族”（primitive peoples）的研究兴趣，也曾使得许多西方学者与探险者深入中国边缘高山丛林中探访“原始民族”，有时，他们也建构、想象这些“高贵的野蛮人”16与西方人种、文明之间的关联。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深入中国西南地区探访、描述各族群的不只是中国民族学者，也有为数不少的西方民族学者、传教士与探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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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过去华夏对于羌人文化的简单描述，20世纪上半叶之学者们对于“羌民”文化的记录与研究则丰富得多。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国族主义与“民族”概念，以及相关新学术逐渐普及的时代。由于“民族”被视为一群有共同血统、语言与文化的人群，因此中西学者对“民族”的研究，经常由这些“特征”入手。在各种文化特征中，最受他们瞩目的便是土著的服饰、饮食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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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思考民族文化特征，恐怕不只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产物，而来自更基本、普遍的人类社会分群法则——人们常借由“身体”及“语言”来体察并强调个人的社会存在与特性，以及我群与他群间的认同与区分。与人们的认同与区分有关的“身体”，不只是指我们生物性体质外观（皮肤、头发等），由于族群认同区分常存在于体质外观没有差别的人群之间，因此人类常以“文化”来修饰、想象我族或异族的“身体”。此文化认知、实践与想象中的“身体”，包括“外在身体”，如修饰的身体外观（刺青、凿齿等习俗）与延伸的身体特质（服饰与肢体动作语言等等），以及“内在的身体”，也就是由食物与其他因素造成的身体特质。“外在身体”是一种文化认知与实践之产物。“内在的身体”，特别是由“食物”造成之身体，除了认知与实践之外，常常只是一种想象。如中国古文献《礼记》中，叙述四方之民与“中国”人之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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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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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载显示，《礼记》认为“中国”人与“夷、戎、蛮、狄”之区分，表现在由发式、服饰、文身等所造成的“外在身体”，以及由食物所造成的“内在身体”之上。又如《周书》记载，一位派驻边疆的中国官员刘璠与其妻，顺应当地羌人习俗，并以“食麦、衣皮”来描述他们所从的异族习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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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在人类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可以由语言的两项功能——沟通（communication）与掩蔽（concealment）来说明。一方面，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同一族群的人经常往来沟通，使得可沟通彼此意念的共同语言能持续存在此人群之中，也因此强化彼此之我群认同。另一方面，语言也是一种区分与掩蔽的工具。不经常往来沟通，或双方有意避免往来的族群，刻意发展对彼此而言可遮隐意念、隔阻沟通的语言，因而造成并维持彼此在认同上的区分。或者，在语言的沟通与掩蔽双重意义下，对话者以最狭小范围的共同语言，来强调、凝聚彼此亲近的一体感。两种语言究竟是“可沟通的”或是“闭塞、难以沟通的”，并非只受语言客观的结构同异影响，也经常受人们主观认同影响。因此，人类普遍以此客观与主观之“语言”同异，来认知并区分“我群”与“他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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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至1940年代，少数学者进入岷江上游尝试探索“羌民”文化。在他们的调查与描述中，本土服饰、饮食习惯和语言是重要的文化项目。然而，他们留下的资料显示，当时这种羌民文化的探寻工作似乎充满了挫折、模糊、争论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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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然士在岷江中上游“羌民”地区传教。他深爱他的教民，也对他们的文化习俗及其来源深感兴趣。在第五章中我曾提及，由于将“羌民”宗教视为一种“一神教”，因此他认为这个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羌民”的各种文化特征，被他引来证明这个观点——今之“羌民文化”，对他而言，是一种古代传统的延续，借此他证实羌民为“古以色列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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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羌民服饰的描述中，他特别强调当地人所穿的白色长衫。他说，大部分的羌民“仍”穿白色麻制衣服，而且他推测过去“曾经全都如此”。19他认为尚白、洁净，以及以白为善，这都是以色列人的习俗。因此衣着尚白的羌民也应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还有，关于当时羌民普遍穿着的羊毛织物，毪织褂褂，他称：“一种古代的编织工艺，仍用于制作床毯、毡帽、腰带与粗绒带，此种绒带被用于绑腿与做成衣服。”20显然，他将之视为古代西亚服饰传统的残余。又如，陶然士指出有些地区羌民妇女配银环为头饰、耳饰，而在巴勒斯坦地区Ramallah妇女头上也有佩戴银币饰的习俗。21在食物方面，他称羌民吃燕麦、大麦与玉米制的烤饼，以及饮“咂酒”。他引《圣经》中的记载，说明古犹太人也吃这种饼，以及饮类似的“酸酒”。在语言方面，他无法证明当时羌民的语言与犹太语有何关联，但他说，羌民“已遗忘了他们的语言，失去了原始卷稿，他们目前说的是双语：汉语和一种与藏语、嘉绒语同源的语言”22。显然，陶然士所说的“羌民文化和其原有语言”，实为根据他自己选择性的观察加上一些历史想象而成。他遥想，过去有一典范的羌民文化、语言，一种出于以色列原乡的典型语言和文化，目前所见，是此典型文化变迁后的残余。这样的想象与建构，在其著作中通过叙事之用字遣词（narratives），强烈地表露与展现出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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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一位加拿大学者葛维汉，约在1925—1948年间，也来到岷江上游地区搜集民族学、考古学资料与生物标本。他对当时羌民的服饰有更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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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民一般穿着未染的麻布衣服，白色的或接近白色的，因为那是自然的颜色……男女都缠绑腿……男女都包头巾……暗羊毛较暖的衣物在冷天穿着。第三种，通常是无袖的，由动物皮制成，毛留在皮衣上。有些羌民穿由汉人那买来的棉衣……在有些地区，最好的男女麻衫由颈到腰有蓝布边，在这些简单的蓝布边上，绣上白色简单的星星、花朵及几何图案。男人与女人都系衣带。一般都是白色麻布，但在汶川与理番则有彩色精致图案的腰带。证据显示，汶川的羌民釆借此种腰带自瓦寺，而理番的羌民采借自邻近的嘉绒。因为其他地区的羌民都没有做或佩这样的带子，但在瓦寺或嘉绒中却被普遍佩带……羌民妇女有时学汉人的绣花图案，绣在她们的衣袖或围裙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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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葛维汉对羌民服饰的描述看来，他相信有一个羌民服饰文化——原料与色泽均质朴是其特色，在这一点上他与陶然士所见略同。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个文化是本土的，而非移自中东。他们所见更大的不同是，陶然士有意忽略各地羌民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建构一个纯粹的以色列文化之东方遗存。葛维汉则注意到此文化有相当区域性差异，如原来质朴的羌民服饰在特定地区或有各种“加工”（刺绣与花腰带）。他将此种文化差异归因于汉与嘉绒两方面的文化影响。在饮食方面，他以羌民日常食物来自种植、采集、狩猎，来强调其“原始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使用筷子及部分羌民不吃牛肉的习俗，来强调羌民的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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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羌民的语言方面，同样地，他指出不同地区的羌语有很大区别。他说，羌民是他曾接触过的族群中语言分歧最大的一个。虽然体验到羌民语言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仍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他接受当时中国语言学家闻宥的意见，认为“羌语”是一种古老的藏缅语，因此羌民是黄种人的藏缅语支民族之一。25他也提及由于“汉化”影响，许多地方的羌语正在消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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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8年，任职于刚成立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黎光明，与其友人王元辉结伴到岷江上游地区做民俗考察。他们对羌民的风俗习惯，有如下的综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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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为同化的痕迹，有好些风俗习惯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谁同化于谁。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体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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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们找不到“客观文化特征”，来区分羌民与土民（由藏族地区移来之瓦寺土司属民）。甚至，对于目前被认为是“羌族”文化标志的缠头帕习俗，黎光明等人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以布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26在他们看来，羌民、土民与汉人至少在服饰文化上差别不大。1930年代，曾到川康边疆游历的庄学本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记载：“此地的汉、羌与山外的川人同样缠着素净的白头帕。”他进一步解释：“这还是纪念孔明死时的丧服。”27被陶然士视为有近东特色的羌民毪织褂褂，事实上在当时也不是羌民所独有的。194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汶川县志》中称：“以地产羊毛，人多以编毛为生，故多织毛为衣，三族皆同，仅羌、土较普遍而已。”28这里所谓的三族是指汉、羌与瓦寺土司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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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代初，一个名为“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的考察队伍，也在川西地区做调查。前述加拿大学者葛维汉任副团长，该团之工作成果后来结集为《川西调查记》一书。同样地，调查者也认为羌人的服饰朴素，并无特色。该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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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服饰，无论男女，并无特别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饰观，无从知其为羌人。惟其衣料多用自种自织之胡麻布为之，工作时及无典礼时均服麻织布，访客及盛典始穿绵织及绸衣。男衣长衫，女衫较短，只及膝。男女腰间喜束带，理番县境多麻织带，汶川多毛织花带，此条显系学自汶川瓦寺土司之俗，因瓦寺土司系于明代迁来之藏人也。衣饰之素浅，与其娱乐之少，同为不解之心理象征，羌人女子之衣服除绵布及绸衣，用半寸宽之蓝布镶边外，别无任何装饰，凡色彩均属暗色。麻布衣裤即属素白，亦不沿边，男子衣饰之素浅，更无论矣。男女更有一无面山羊皮背心，棕色羊毛长背心，以御寒避雨之衣……女子无论老幼，均穿耳环，形式同内地，亦有悬大圈银耳环者，此显受藏人之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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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调查者对于羌人服饰的描述，显示出他们心目中的“羌人文化”十分模糊。他们可以分辨其中哪些因素是受“藏人”影响，哪些是受“内地”（汉人）影响，但对于羌人服饰，则描述为“素浅”“无特别形式可言”。关于羌民的音乐歌舞，他们的描述为：“其固有音乐仅山歌，而歌调颇少，特具风格，非传自戎人西番，即来自内地。”至于羌人的语言，调查者也察觉他们的语言复杂，含有许多外来语。他们称，有时差别之大，甚至可当作另一系统的语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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