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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avid C. Graham, 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iang, p.32；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调查记》，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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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汶川县人民政府：《大熊猫的故乡：中国汶川》，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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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近年来茂县渭门一带村寨年轻妇女，开始用较长的头巾布层层盘绕成饼状头帕，这种风俗只影响到邻近永和的道材主村，然而永和其他村寨则讥之为“锅盔”（一种烤大饼）。这种村寨间妇女服饰上细微的差异永远存在，也不断地被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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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明珂：《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4分，1998，第841—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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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便是杜赞奇在其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民族主义下的线性历史一方面强调自古以来历史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强调传统与现代间的断裂。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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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印度学者Partha Chatterjee对印度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曾指出民族主义的二元特性及其与女性的关系——在国族主义下，人们区别以物质、进步、西方、男性为代表的“世界”，与以精神、传统、本土与女性为符号的“家”。因此，中产阶级新女性在国族主义新父权之下，被期望穿着特定的服饰及保持其他传统，以背负代表本土的精神与民族主体性。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的二元特性下，当男人走向“世界”时，他们要求女人留在“家”中。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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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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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大禹研究文集》，北川：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出版，1991，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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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羌族资料选集》，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91，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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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此种热潮由各种羌族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中可见，几乎所有的羌族历史文化刊物中，都有关于大禹的文章。北川羌族还出版了《大禹研究文集》及《大禹史料汇编》等专著。在北川与汶川县城，大禹也常成为许多店招与广告牌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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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是由于愈远离城镇与交通干线的村寨，居民愈依赖本地沟中的资源，因此愈有必要借山神祭祀来维持各沟各寨间的“山界”。有关山神与人类资源分配之关系，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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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ichael Moerma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965), pp. 1215-1230;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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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e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also, Chap.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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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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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ichard Schechner and Willa Appel, By Means of Performance: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0; Victor Turne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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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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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汶川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汶川县志》，1992，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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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结语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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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介绍一个居于汉、藏之间的民族——人口只有约20万的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西方“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古代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的，曾流入当今许多被称为羌族或氐、羌系民族的中国边缘人群之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民族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成为川西北一些人群的本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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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羌族却不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前言中我曾提及过，西佛曼与格里福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这两大主题，在关注“历史”与“民族”等主题的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几乎是说明“民族由来”的两个没有交集的诠释模式。在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这便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由“羌族”研究所得，我对此的看法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羌族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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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的创作物，无论是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20世纪前半叶的羌民，或是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这历史，也就是我所称的华夏边缘的历史；“历史”，则是在此历史中，人们（汉与羌）所建构、认知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历史与“历史”。被汉人视为“羌人”或“羌族”的人群，以各种表征与行动，来响应其相对于汉、吐蕃或藏的边缘地位，因此缔造种种历史事实（如，或聚集诸部与唐朝、吐蕃对抗，或成为汉、西番或藏）。同时他们也创作“历史”，以诠释、建构其内部各群体间的或相对于汉人的族群本质。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汉、藏间一个漂移的、模糊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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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夏边缘的历史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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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我难以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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