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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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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ichard Schechner and Willa Appel, By Means of Performance: Intercultural Studies of Theatre and Ritual,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0; Victor Turner, 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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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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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汶川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汶川县志》，1992，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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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结语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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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介绍一个居于汉、藏之间的民族——人口只有约20万的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西方“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古代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的，曾流入当今许多被称为羌族或氐、羌系民族的中国边缘人群之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民族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成为川西北一些人群的本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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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羌族却不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前言中我曾提及过，西佛曼与格里福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这两大主题，在关注“历史”与“民族”等主题的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几乎是说明“民族由来”的两个没有交集的诠释模式。在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这便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由“羌族”研究所得，我对此的看法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羌族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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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的创作物，无论是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20世纪前半叶的羌民，或是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这历史，也就是我所称的华夏边缘的历史；“历史”，则是在此历史中，人们（汉与羌）所建构、认知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历史与“历史”。被汉人视为“羌人”或“羌族”的人群，以各种表征与行动，来响应其相对于汉、吐蕃或藏的边缘地位，因此缔造种种历史事实（如，或聚集诸部与唐朝、吐蕃对抗，或成为汉、西番或藏）。同时他们也创作“历史”，以诠释、建构其内部各群体间的或相对于汉人的族群本质。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汉、藏间一个漂移的、模糊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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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夏边缘的历史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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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我难以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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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夏边缘历史来理解羌族，我们可以说，由“羌人”到“羌族”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羌”为汉人观念中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随华夏的扩张逐步西移，终于在东汉魏晋时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一个“羌人地带”。后来在隋唐时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移的影响下，以及唐朝与吐蕃在此进退相持之下，这个羌人地带大部分的人群逐渐汉化或“番化”（在汉人的观念中），因此“羌人”的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民国初年，只有岷江上游一带较汉化的土著，仍在文献中被称作“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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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文化记忆遗存中重新调整华夏边缘（此时亦是中国边缘），以建构新国族。汉人成为此国族的核心，古代所谓的“四裔蛮夷”则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一方面说明这些少数民族的落后与边缘性，一方面说明他们与汉族间长久以来的弟兄民族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羌”的历史记忆被建构成“民族史”的一部分；岷江上游人群的文化与习俗，也被探索、描述为“羌族文化”或“氐、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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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过程是，近代以来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的我族建构过程。在各种外来观念与历史文化记忆影响下，以及在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岷江上游与北川的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或争取成为羌族。本地知识分子也在汉与本土社会记忆中，以及在“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下，学习、选择与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羌族历史，选择、建构与夸耀他们的羌族文化。通过一层层的历史与文化之学习与夸耀，羌族成为一建立在本土认同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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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夏边缘观点来了解“华夏”或“中华民族”，我们也可以将此“华夏边缘历史”分为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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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商至汉晋时期，以“羌”为表征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随着华夏的西向扩张而西迁，终于移至青藏高原东缘，这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漂移期”。其次，由唐至清，在汉人心目中西方可称为“羌”的人群愈来愈少，而相对的“番”愈来愈多，显示华夏西方族群边界逐渐深化与鲜明化，此为“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深化期”。最后，晚清到1980年代，可以说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质变期”。在此时期，通过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所建立的“羌族”“羌族史”“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羌语支”等知识，使得旧羌人地带上的非汉族群成为各个少数民族，联结在中国国族网络之内。此也便是在民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唤回汉晋“羌人地带”记忆，并通过新学术书写重新糅化、模糊化此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此将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边缘内。这个变化，以及当代羌族、彝族等的自我历史与文化建构，共同创造了新华夏边缘，或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华民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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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象、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过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段的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genre）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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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典范羌人历史”书写之间，相隔了近1700年之久。这显示，以“羌人”来表述的“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界，经历了两大阶段变化。第一阶段，此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形成于后汉魏晋之间，《西羌传》描述、表达此族群边界。在此文献中，华夏想象、描述这些西部异族是被华夏圣王“舜”驱逐到边区的“三苗”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其豪酋家族又是中原去的一个逃奴“无弋爰剑”的后裔。第二阶段，在近现代的“羌族史”叙事中，羌族是炎帝、共工的后代，其后裔除了羌族之外，目前还广布于汉、藏、彝与所有西南氐羌系民族之中。经由语言、考古、体质与民族学知识之助，各民族间的紧密历史关系被建立起来。由这些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对“羌”的历史叙事来看，三苗之后的羌人，是华夏心目中的“夷狄”；炎帝之后的羌族，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少数民族”。对古之华夏来说，“夷狄”是在边界外的异族。对今之汉族来说，“少数民族”是国家主权、疆界内的边缘族群与兄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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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者所言：“文类”反映与建构“情境”。1在此，“文类”的转变，也反映与造成新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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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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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三苗的后代、炎帝的后代，都是一位“英雄祖先”的后裔，而且至少由汉代以来，华夏知识分子所熟悉的“我们的历史”或“他们的历史”，都起始于一位英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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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吐蕃的政治、文化力量向东发展，扩及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区。在吐蕃及后来的藏人学者眼中，这一带的部落人群也是相当野蛮的异族。古藏文文书中记载青藏高原东缘各古代部族起源；许多文献作者皆认为，这些边缘部族与吐蕃诸部，都是最早的“四个或六个弟兄”之后裔；其中，一个“小弟或坏家族”被驱逐到东北边境地区，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的先祖。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古藏人与古代中原人来说，青藏高原东缘的部落人群都是其“边缘族群或异族”。然而，藏地学者与汉地学者却分别以“弟兄祖先”与“英雄祖先”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来建构有关“异人群”来源的历史。这便是在本书中我所称的“历史心性”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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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历史心性”下，人们以同一模式建构“根基历史”，以规范理想中的族群关系与相关的资源共享、分配体系。羌族，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认识“历史”的绝佳案例。流行在羌族村寨间的“弟兄祖先故事”，说明在人类资源竞争背景下，“历史”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弟兄祖先故事”也告诉我们，“英雄祖先历史”并非是唯一的“历史”。它也告诉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人群都以“历史”来分别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新移民的后裔。在北川、理县等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弟兄祖先故事”中或出现这些弟兄的父亲，或提及弟兄们在汉人地理空间中的迁徙，或有了中国历史中的线性时间。更重要的是，它只是“家族”的历史，是一个大历史（中国历史）的小分支。于是，本地各“家族”的弟兄祖先来此有先后，并来自不同的地理空间；“历史”中的时间、空间区分，也强化了人群（家族）间的核心与边缘区分。这些微观研究案例，也鲜明地表现“汉化”如何借历史记忆（叙事）与相关文类、心性的改变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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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羌族的形成，在本土历史建构上主要还是“英雄祖先历史”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端公经文中的英雄故事、一些“英雄游历记”或“英雄征程记”，似乎暗示我们一个由“弟兄祖先故事”或其他“历史”，转变为“英雄祖先历史”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叙事。它可能是古华夏的《穆天子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与康藏各族群的《格萨尔传》等英雄史诗的前身。借着由“英雄征程记”逐渐发展为“英雄祖先历史”，人类社会由孤立、平等的小区域社群，逐渐演变为中央化、阶序化的大型族群与政治体。无论如何，这些近代早期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以“英雄征程记”建构的“我族”想象，在并未完成之前，便为另一些“英雄祖先历史”的流传所阻断。在本地人心目中，大禹、周仓、樊梨花等“祖先”都可以作为一种“起源”，以说明本地人的族群本质。汉文字记忆的力量，汉文化的优势地位，都使他们认为大禹、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真实可信。更具力量的是“典范羌族史”的完成与流传。从此，端公经文中的故事成为“宗教神话”，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故事成为“乡野传说”。“典范历史”中的羌族，是炎帝之后，是被华夏英雄圣王“黄帝”打败的英雄之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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