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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1792年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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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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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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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年和19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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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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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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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就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19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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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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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加增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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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绅士觉得烟禁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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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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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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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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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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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三 东西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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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质上还不是在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做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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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叫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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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成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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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可是他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禁绝,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做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两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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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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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乱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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