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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留守北京。奕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祥做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做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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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定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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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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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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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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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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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的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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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地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它又恢复它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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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到了19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约有二千万1;到了嘉庆五年(1800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我国人口在18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17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清人有计划地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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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过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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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俸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亦大大地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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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做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而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做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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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档案,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瑶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几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说:“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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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地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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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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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做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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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稣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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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清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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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庭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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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疾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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