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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家庭是中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清朝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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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所提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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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地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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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清朝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地增加。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得多,信徒增加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中华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地、正式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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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地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18世纪末年、19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19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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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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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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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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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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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政府,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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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中华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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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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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政府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中国海军有八年2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清人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分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借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清政府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有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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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她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她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1905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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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1906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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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年(1907年)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咨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清政府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清政府不过借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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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宣统继位,其父载沣做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清政府自取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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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地图以武力推倒清政权。丙午年(1906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地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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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1907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1908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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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地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1910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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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摸地、有计划地向清政府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订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订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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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时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廷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缘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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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借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摩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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