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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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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要了解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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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地缔造宪政所必需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在清朝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年（1914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地加强。民国七年（1918年），俄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地近代化。在19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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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1923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做顾问。十三年（1924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地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同志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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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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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1925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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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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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是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但是有两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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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团结一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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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年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中华民族已踏上复兴之路。日本的军阀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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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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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附录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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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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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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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二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的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在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甚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a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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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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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当作一段国际关系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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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1840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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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须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为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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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三年半内，唯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两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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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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