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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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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1925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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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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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是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但是有两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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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团结一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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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年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中华民族已踏上复兴之路。日本的军阀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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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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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附录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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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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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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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缘由是彼时中、英二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的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在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做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甚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a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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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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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当作一段国际关系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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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1840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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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须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为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南京,中国于是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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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三年半内,唯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两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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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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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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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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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辞,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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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借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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