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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定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里当再讨论。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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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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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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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在15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谓在乌拉尔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16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自16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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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亚的航路到15世纪末年始发现呢？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中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礼是在印度洋沿岸举行的。我们可以说，16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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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作政府的大事业。西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忱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并未得到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在16世纪末年，荷兰亦经革命而独立。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在16、17世纪的欧人眼光里，国家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得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士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能抑遏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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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有之变局”就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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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二 欧洲人的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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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大航海家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于1486年，明成化二十二年，发现了好望角。十二年以后，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达·伽马（Vasco de Gama）率领小舰队直抵葡人百年努力的目的地印度。在印度西边的各海口，达·伽马采买了印度土产如珍珠、胡椒、细布，及香料群岛所产的香料，满载而归。这一次的贸易获利六十倍。弘治十五年（1502年），达·伽马又率领第二次远征队到印度，他带到东方的资本约值二百四十万佛郎；归国后，带回去的东方货物变价到一千二百万。但欧亚贸易，在此以前，是由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垄断，他们自然不甘心坐视别人攘夺他们的利源。而葡人尝了滋味以后亦自不乐歇手，正德五年（1510年）的大战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新兴的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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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葡属印度总督阿伯克尔克（Albuqerque）具有绝大的野心，他想囊括印度洋及南洋各地，创立一个伟大的海洋帝国。正德五年（1510年），他占据印度西岸的大市镇果亚（Goa）且设总督府于此。次年，他的舰队又灭了南洋咽喉的满剌加（Malacca），此举开了中西冲突之端。原来满剌加自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年）派遣尹庆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后，历年谨修职贡；加上郑和在南洋的活动，尤对中国顺服，葡人灭满剌加就是并吞中国的藩属。中国如何应付这种侵略？《明史·满剌加传》于无意中形容实在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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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剌加竟为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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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谈说，明世宗仅发了几篇纸上文章以塞宗主的责任，难怪葡人要继续前进占摩鹿加（Moluccas）。《明史》说：“地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独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华人多市易。”此段文字虽带浪漫风味，然离事实确亦不远。摩鹿加亦名“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所产物品为数百年来欧亚贸易的大宗，也就是葡人及荷兰人在亚洲最注重的。葡萄牙在摩鹿加的侵略，中国更置之不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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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海外发展与葡萄牙同时；最初目的也是要到印度。因为哥伦布不知美洲的存在，误信了从欧洲向西直航为达印度的捷径。后来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年发现了墨西哥及秘鲁的金银，才定美洲为他们海外发展的范围。所以麦哲伦（Magellan）虽于1512年（正德十六年）发现了菲律宾群岛，等到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西班牙人始复来经营此地；再等七年，始占吕宋。中国与吕宋的关系比与满剌加或摩鹿加更密切，《明史》说：“先是闽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西班牙人对于中国人实在是去留两难：留之则恐华人势力太大，致不能制，去之则岛上经济受损失。且中国人也去不尽，因为“华商嗜利，趋死不顾，久之复成聚”。西班牙人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华人太多的时候驱逐些或屠杀些，平时则收重的人丁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驱逐过一次。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年屠杀过一次：中外记载皆说死难者约二万五千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屠杀过一次；彼时华侨共三万人，死者占三分之二。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国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妇。”到崇祯年间，连一篇纸上文章都无暇发了。这样，我民族又丧失了在菲律宾的发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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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在爪哇也是这样对付华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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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国及后来的英国的侵略也是南洋的大变局。在欧洲人未到南洋之前，华侨是那些地方的社会及经济的最高层，甚至有执当地政府柄者。倘这种趋势能继续推演，则群岛未尝不可成为海外的新闽粤。可惜西人势力到达南洋的时候，我国无以应付，侨胞遂永远寄人篱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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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一方面闽粤的人民自动地冒万险到南洋各地去谋生，一方面政府至少在永乐及宣德年间，似乎又极端重视中国在南洋的势力。海外发展的条件岂不是齐备了？何以在16世纪又这样的拱手让人呢？西人的船坚炮利及16世纪的明廷之无远略当然是要紧的缘故，比这样缘故还根本的是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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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府及人民的海外事业各有其动机，且彼此不相关。历有明一代，广州市舶司提举——即海关监督的肥缺全是太监的专利。政府所派到南洋去的代表，如郑和、尹庆，又都是太监。他们的使命虽说得冠冕堂皇，什么为国家扬威宣德，其实他们的目的岂不是为太监们去招徕？近人谈唯物史观者，好以地主阶级或资本阶级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如要勉强用阶级争斗来解释历史，我们以为在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从地主或资本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唯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人压迫在外的侨民。实际在政府方面，明朝海外事业的动机就是太监们的私利，这个动机哪能促进民族运动呢？拿这种动机来与西人的动机比较，岂不足有霄壤之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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