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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林宣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诸藩朝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有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年用兵，库藏耗竭，借以充兵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藩船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贸易，衣食其中：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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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所奏的是国计民生，法内之利，此外尚有官吏从互市所得的陋规，此种法外之利之大又非吾人所能想象者。因此地方官吏，在林富以前（及以后），“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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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论民生的一节也不透彻。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入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奈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16世纪早已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作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中国士大夫对“商”没有正确观念，所以我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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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观念既把正路堵塞了，中外的商人就不得不走邪路。天启年间，荷兰人想在广州通商，遭拒绝以后用了一个新方法。《明史·荷兰传》有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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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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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秀及郭震诸人于是负命回福建去运动，高寀不但甘愿，且努力促成其事。他派了“心腹周之范诣酋，说以三万金馈寀，即许贡市。酋许与之，盟已就矣”。但别的官吏或因分赃不均，或因不敢违旨开禁，不承认这个私约，事就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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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记载，倘无旁证，似难可信，幸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亦有同类记录。这时英商企图在华通商，苦无门可入，东印度公司日本经理柯克司（Richard Cocks）于是联络长崎华商会的会长替他运动。天启元年（1621年）一月，柯克司报告公司说：“中国老皇帝已传位于其子，新皇帝已许我国每年派两只船去通商，地点定在福州，现在所缺的只是当地督抚的许可。”几个月后，他又写信给公司说：“中国商会会长负责交涉通商权利者已返平户。他说特许状已得到了，他又说他费了一万二千两的运动费。如公司的经理现在不理他，他必致破产。”这个商会的会长似乎是个买空卖空的投机者，因为这种活动没有先疏通北京而后再来对付地方官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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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近代对付西洋的方法不外采用西洋枪炮及雇用西洋的军人。西人近代对付我们不外学我们疏通衙门的秘诀，且雇用汉奸替他们跑衙门。双方均在那里仿效对方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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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应能了解16世纪中西互市问题的上层理论及法规和下层的事实，毕竟促成互市的动机大于禁止互市的动机。因这种基本的趋势，当时虽有许多人反对，皇帝终发明诏许葡人在广东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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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明令特许的通商地点是浪白滘，葡人最初在此岛旁就船为市，后来移居岛上。嘉靖十四年（1535年），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舶口于濠镜”，由葡人“岁输课二万金”。“濠镜”就是澳门的别名，葡萄牙与澳门的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黄庆为什么要替葡人出力，他“纳贿”的钱从哪里来，中籍无明文的记载。西籍则说葡人善于运用金钱与中国官吏周旋，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国还只许葡人在澳门停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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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年（1553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菱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栋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逐专为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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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官吏既然一面畏惧“佛郎机”，一面又利其互市，还是让葡人在澳门居住为最方便。况且官吏很能自圆其说：如果在岛上，则“巨海茫茫，奸究安诘，制御安施”；一旦移居澳门，则“彼日所需咸仰给于我，一怀异志，我则制其死命”。原来澳门面积甚小，与内地的交通仅靠莲花茎一路：倘有冲突，中国只须抽退工人，断其接济，就“制其死命”了，这是我国官吏在16世纪从经验得来的一个极省事而又极灵效的“驭夷”秘诀，葡人移居澳门等于把生命财产搬进一个葫芦里而让中国看守葫芦口。为守口严密起见，万历二年（1574年）中国筑了一道闸墙横断莲花茎，墙中留门，启闭由中国驻防军队主持。中国在澳门又立税关，置县丞，葡人纳地租五百两，此外中葡并没有别的关系。葡人好几次派代表到北京，中国看同琉球、暹罗的贡使，葡人亦未抗议。这样，中国保存了“天朝”的尊严，而地方人民和官吏以及葡萄牙人都做了他们的好买卖。这个妥协方案既顾到了上层的理论和法规，又适合于下层的事实及欲望，这是我们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第二步。《明史》说：“……终明之世，此番固未尝为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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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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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明之世，葡人所以未为大患，不仅因为中国有了“驭夷”的秘诀，此外有别的缘故在。葡人在澳门虽受中国种种限制，但中国货物除由华商运到南洋及日本，再由荷商或英商运到欧洲外，余概须经过葡人之手始能到欧洲，这种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垄断每年给葡人百余万两的净利，果亚总督给葡人商船来澳门的特许状价值高达七十余万两。所以葡人自得澳门后，不但不想进取，反竭力地联络中国来避免第三者的分润。且葡萄牙帝国政策最注重的香料群岛及印度，并不是中国。其国内经济政策不好，在海外所得的财富不经过葡人之手，终流到英荷法诸国。万历八年（1580年），其本国且为西班牙所兼并。因此荷兰及英国与西班牙为敌者亦与葡萄牙为敌。葡属殖民地一部分被英荷瓜分了。葡萄牙海上称雄仅在16世纪，到了16世纪末年，它已自顾不暇，更谈不到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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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也是16世纪的大海权国，但是天主教皇在分派海外区域的时候，把中国划归葡萄牙去发展，所以中国与西班牙没有要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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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与英国的海外事业的起始同在16世纪末年，最初两国合作以抗西班牙。两国在亚洲都设有专利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公司初到中国来通商的时候，葡萄牙人竭力怂恿广东官吏反对，因此英荷两国初来通商所遇着的困难反比葡萄牙更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及澳门失败以后，就于天启二年（1622年）向东北去占澎湖，以图与福建通商，“守臣惧祸，说以毁城远徙即许互市，番人从之。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巡抚商周祚以遵谕远徙上闻。……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复筑城澎湖。”后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与荷人屡战，并严断接济，荷人遂弃澎湖而专意经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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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台湾虽未入中国版图，国人在那里垦荒的已经不少。嘉靖末年，海盗林道乾曾据其地。天启初年，海盗颜思齐和郑芝龙也在此地住过。崇祯中年，芝龙降于福建巡抚熊文灿，并受了明朝的官职。适福建大旱，芝龙就提倡移民于台湾。“鸿荒甫避，士膏愤盈，一岁三熟，厥田唯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荷兰人不过在安平、鸡笼、淡水建立货栈和保垒，“荷兰专治市航，不敛田赋，与流民耦俱无猜”。明亡，芝龙降于清政府，其子成功不从，据厦门一带的地方与清对抗。顺治十七年（1660年）成功进攻南京失败以后，遂率领部队去占台湾，也可说去收复祖业。荷兰人死抗，但在爪哇的公司接济不上，台湾遂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全变为中国人的土地。从此荷兰人与郑氏为仇而偏袒清政府，想趁机得与中国通商。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夺取厦门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曾派船来协助，康熙帝还赏了“荷兰王”缎匹银两，从此公司得在厦门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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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以武力协助清政府消灭明朝余党，借以得通商权利外，又屡次派使进京以资联络。中国当然以“请贡”待之。顺治十二年（1655年）“请贡”的时候，世祖曾以“特降敕谕赐其国王”，其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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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所请朝贡出入，贸易有无，虽灌输货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长，风波险阻，舟车跋涉，阅历星霜，劳勘可悯。若朝贡频数，猥烦多人，朕皆不忍。着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尔其体朕怀保之仁，恪恭藩服，慎乃常赋，祗承宠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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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尽管恭顺，他们与中国的贸易仍不能脱贡舶色彩。在17世纪的前半，荷兰虽曾称雄海上，但其所注重地点是南洋群岛和印度。所以荷兰反明助清的行动虽饶有历史兴趣，中西全盘的关系并没有受荷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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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前半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消极。荷兰在澳门失败了，英人就觉得无试验的必要。驻日的经理虽曾联络长崎华侨商会的会长，但以后怕上当，遂未前进。所需中国货物，英人在南洋或日本从华侨商购置以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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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消极颇引起英人的批评，崇祯八年（1635年），国王查理一世偕同少数资本家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来专营中英之间的贸易。次年，这个团体派了威得尔上尉（Captain John Weddell）率领四大船二小船来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得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17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肆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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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英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东印度公司于康熙三年（1664年）派船一只来华。那时适经大乱之后，澳门景象十分萧条。葡人口口声声地诉苦，说“鞑靼”人如何蛮横，船一进口便不许出。这般白纳了二千两的船钞，原货皆装回去。与中国直接通商既然这样困难，公司改在台湾设法。康熙九年（1670年），公司居然与“国姓爷”郑经订了通商的协定：公司得在台湾及厦门通商，但须输进若干火药及炮位。五年以后，公司在厦门设立总栈，在台湾设分栈。除供给军火外，尚派人教练郑氏的炮兵。虽然，买卖仍旧不能发达，因为郑氏在大陆上所辖土地有限，并且年年缩小。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氏失厦门，大陆上就无寸土了。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薙发投降，台湾也入了清朝的版图，东印度公司驻华经理之失望可想而知。最奇怪的是，英人并未因协助郑氏而以后吃亏，正如荷兰人之未因协助清政府而占特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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