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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税则虽重,但在18世纪尚未发生困难。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茶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且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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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力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等等。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图操纵市场呢?还是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皇商”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人交易。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的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人交易。在17世纪末及18世纪初年,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康熙十五年(1676年)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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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起(1756年)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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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中叶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第二,外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常把纳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这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得了专利以后,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且要担保外人安份守己。换言之,管理外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18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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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禁令的烦琐简直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像或理解的,“番妇”不得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须有“通事”随行。“外夷”不得坐轿,“外夷”不许学习中文、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移文到衙文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禀”,只许用“夷”字,不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每年开市之初(秋末),官吏把这些禁令宣布一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地开导那帮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禁令的实在用意不外三种:(一)防止外人开盘踞之渐;(二)防止外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无从告发;(三)防止外人熟悉中国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免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遂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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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8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17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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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七 马戛尔尼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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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在18世纪与中国的通商的最重要的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的政策由股东决定,股东的目的在红利。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买卖既大赚钱,其他一切也就将就过去了。又幸而在18世纪,中国很像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印度适于是时瓦解。英国的注视是在印度与法国的对抗,所以英国只想用外交的方法来修改中国的通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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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在广州的外商觉得他们所受的限制和压迫多半出自地方官吏,非皇帝所知道,更非皇帝所许可。倘若在地方交涉,通商的制度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由政府派公使到北京去交涉,或有一线的希望。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英国外交部遂采纳这个办法,不幸英国这次所派来的公使在中途死了,使团也就折回去了。次年,两广总督福康安授意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希望公司派代表到北京去贺高宗的八旬万寿。经理们一则恐怕此中有奸谋,代表或将被扣留为质;二则怕见皇帝的时候,必须行三跪九叩礼,遂未接受福康安的意思。后来公司的董事以为经理们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决计假补行祝寿为名再派公使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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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这使团的时候,英国人费尽心力,要使团在可能范围内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同时做西洋文明——尤其是英吉利文明的活广告,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人也是礼仪之邦,且是世界大帝国之一。英国外交部给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的训令不过讲交涉大纲,其细则由马氏临行斟酌。大使所行的礼仪应表示中英的平等,不卑不亢,但不可拘泥形式。交涉的目的在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第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得一小区域如澳门一样,俾英商可以屯货在家,主权可以仍归中国,但警察权及对英侨的法权应归英国;在租借区域内,英国可不设军备。第二,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及减少广州的限制。第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第四,希望英国可派公使驻北京,或间来北京;如中国愿派公使到伦敦,英政府十分欢迎。这是18世纪末年英国对华外交的方法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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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的使节,在中国方面,自始就另作一回事看待。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百灵(Francis 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夏季,先发一信给两广总督,报告英廷派使的意思: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译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勋,郭氏随奏折送到北京。这信原文第一句是: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Hono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 under whose orders and authority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t Canton to the High and mighty Lord the Tsontock or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 and Kuangsi Gr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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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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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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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第二句是:These are with our hearty commendations to acquaint you that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etc.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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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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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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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分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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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亦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及长芦盐政征瑞如何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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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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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节则极重视。他教征瑞预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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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寿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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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征瑞的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做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珅,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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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勅谕拒绝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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