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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的使节，在中国方面，自始就另作一回事看待。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百灵（Francis Baring）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夏季，先发一信给两广总督，报告英廷派使的意思：这封信由十三行的通事译成中文，送呈署督郭世勋，郭氏随奏折送到北京。这信原文第一句是：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the Hono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 under whose orders and authority the Commerce of Great Britain is carried 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t Canton to the High and mighty Lord the Tsontock or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 and Kuangsi Gr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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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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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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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第二句是：These are with our hearty commendations to acquaint you that 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etc.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 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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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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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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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费尽了心力要表现平等者的相敬，通事反把琉球安南的口气加在这信上。当时的通事不能也不敢实译，而当时的官吏之所以禁止外人学习中文及用中文移书往来，一部分就占这个纸上的便宜，这种外交是幼稚而又滑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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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度量颇大，虚荣心亦大。马戛尔尼快要到天津的时候，高宗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及长芦盐政征瑞如何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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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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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对招待虽愿从优，对礼节则极重视。他教征瑞预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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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等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寿纳赍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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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所以对征瑞的劝和要求早有准备。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做三跪九叩的答礼。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是英国国王的尊严，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珅，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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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两次都未跪拜。高宗虽敷衍了，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心中实在不满意，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他所提出的要求，高宗以一道勅谕拒绝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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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除康熙亲政初年外，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居上，外国居下，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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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代中国人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奇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他的如征瑞、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和他感情甚好的大使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再会于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亦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甚相得。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珅也与他见面好几次。这些人——其他官阶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长龄。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18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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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大英帝国的精力都集中于对法的作战，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教匪起事，蔓延四川、河南、陕西、甘肃，至嘉庆八年（1803年）始告平定。闽粤海盗蜂起，聚众八九万人、船三百多只，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官吏如何虚报胜仗、如何“招抚”，在广州的外人知道得很清楚。内乱多，军费就多，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外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渐增多，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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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罗尔美都（Lord Amherst，阿美士德勋爵）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因跪拜问题，仁宗竟下逐客之令。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西洋人从此知道，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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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八 英国输入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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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第一，英在18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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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19世纪，英人看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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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过18及19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英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地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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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19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传教全是天主教徒。在19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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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看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二十（1840年）年，外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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