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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一百六十余年。到了19世纪中叶，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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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割归俄国。咸丰九年（1859年），中国想否认该约。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让给俄国。中国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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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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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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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年）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份的中国人。在咸丰八年（1858年）、九年（1859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咸丰十年（1860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的所能敌，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于是奕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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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人发生关系，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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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他们的大政方针分两层：以外交治标，以自强治本。这个治本之策是步步发展的，最初不过练洋枪队；继则买制器之器，以图自己制枪造船；终而设学校，派留学生，以图自己能制这制器的器具。等到光绪年间，他们进而安电线、开煤矿、修铁路、办海军、设招商局、立纱厂。我们现在以为他们的事业不够，可是我们如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也不批评他们了。时人多怪他们以夷化夏，多方反对，加以事权不一，掣肘者多，政府没有整个的计划，事业的成败要靠主办者个人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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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治标方面，奕及文祥创立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负外交的全责。总署拿定主意谨守条约以避战祸。但是19世纪的后四十年，外来的压迫节节加紧。这时工业化的国家也多了，各国都须在海外找市场，不像以往只有英国。同时西洋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民族之间：优胜劣败既然是天理，强者有助天淘汰弱者之责，所谓近代的帝国主义的狂澜充满了全世界。加之这时在已有的两路内侵略——剪刀式的夹攻——之上，又来一个从东面临头砍杀的日本。治标没有治好，治本也不足济事，甲午之战是自强运动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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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十四 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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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失败以后，就是瓜分，瓜分引起民族革命。这是甲午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的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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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经过这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的，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须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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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附录三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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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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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小的研究报告是二十年前写的，原文登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因为国人对于中、俄关系及东北问题的看重，所以把这个研究报告作为单行本刊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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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以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一点意见。我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意思参加政治。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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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深感东北问题的重要，所以在我的工作研究中，东北占主要位置。可惜在最近这十几年中，我不能继续有系统的研究。我原来希望搜集中外的史料，把咸丰以后的东北外患也写出来，现在好像找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有学者愿意担负这种工作，我愿意尽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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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41年9月16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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