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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的状态。清廷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足证我国受了四十年的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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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的后退全由于势力的单弱，其实在雅克萨战争的时候，叶尼塞总管已派有援军在途，共600人，由普鲁士人杯敦（Afanei Beiton）率领。阿列克谢退出雅克萨后，未满一日，即于途中遇着援军的先锋队百人，带有十足的军器。阿列克谢到了尼布楚仅五天，杯敦的大援队也到了。于是叶尼塞总管派杯敦、阿列克谢复整军前往雅克萨，此次他们带了671人，5尊铜炮，3尊铁炮，均配足火药，后面陆续尚有接济。他们到了雅克萨，一面收割四乡的粮食，一面从新建设防具。我国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始得罗刹复来的报告，清廷即命萨布素及郎坦带兵去攻。此次战争较久，较烈。六月，我军抵雅克萨。十月底，俄人防军仅剩115人，仍不退不降。适俄国政府是时派代表到北京，声明公使在途，要求停战交涉，康熙帝遂下令撤雅克萨之围，中、俄问题从军事移到外交去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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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三 尼布楚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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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十余年中、俄在黑龙江的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莫斯科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的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亦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我们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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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鄂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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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记录，则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十二年（1655年），第二次在十三年，第三次在十七年。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阿尔班（Seikul Albin）。他不过是公使巴伊科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巴伊科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巴伊科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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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王要巴伊科夫（一）向中国皇帝转达俄王的友谊及和好之善意，（二）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三）打探清廷对俄国的实在意志，是否愿通使通商，（四）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银甚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伯利亚所产的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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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伊科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巴伊科夫不愿以“贡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廷颇疑巴伊科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1658年，俄国又派阿尔班及伊凡·佩菲利耶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1660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谓第三次的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王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半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继续说：“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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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中、俄的冲突转移到黑龙江上流，这是上节已经说过的。除哥萨克的侵扰外，中、俄之间又加上根忒木尔（Gantimur）问题，此问题的原委颇不易明。根忒木尔乃达呼尔头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国进贡，中国亦曾授以佐领职衔。俄人占据尼布楚以后，根忒木尔遂率其部落迁居于海拉尔河及甘河左右。顺治十二年（1655年）呼玛尔之役，他率部助清，但临阵不曾前。战后，他回尼布楚降俄。康熙五年（1666年）及九年（1670年），宁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员至尼布楚索根忒木尔，俄人始终拒绝引渡，说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该算是俄王的臣民。双方所以这样重视根忒木尔的缘故，因为他的向背足以影响当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总管亚尔沈斯奇（Daniel Arshinsky）于康熙九年（1670年）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来报聘，巴伊科夫出使的失败足证当时中国如何不明世界大势，这一次又表明俄国人之不懂中国国情。使者是米洛瓦诺夫（Ignashka Milovanoff），一个不识字的哥萨克！亚氏给他的训令更加可笑，大意谓各国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大君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护，大君王除概予保护外，且优加赏赐。中国的皇帝也应求大君王的保护，并应时常进贡及许两国人民自由通商。米洛瓦诺夫到北京以后，在理藩院被质问一番。他曾否执行训令，理藩院得何印象，做何感想，我们无从知道。康熙许他陛见，但所行的是跪拜礼。最后清廷颁一封敕谕，要尼布楚的总管严行约束部属，禁止他们侵扰中国边境。这段往来好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对说互不相懂的话，这样的外交是得不着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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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廷又派人到尼布楚去送信，要求俄国送回根忒木尔。这信是用满文写的，尼布楚及莫斯科均无人能翻译，但俄国政府根据尼布楚的报告，以为中国要求俄国派使来华交涉。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俄王遂派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Nicolai Gavrilovich Spafarii）。斯氏有出使日记及报告与函件，这些材料不但是中、俄关系史的好史料，且间接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如三藩战役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地位，有不少新知识的贡献。本文限于中、俄在东北的冲突，故可从略。斯氏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抵北京，交涉共历三月，绝无成绩而返。中国对斯氏要求二事：送回根忒木尔及令哥萨克退出雅克萨，斯氏对中国的希望包括通商和通使，这是双方的实在目的。但斯氏在北京的交涉可说未入正题就被种种仪节问题阻止了，最初斯氏坚持亲递国书于皇帝，后虽退步而呈递于理藩院，但陛见的时候不肯跪拜，正式交涉简直未进行。在归途中，斯氏曾致书于雅克萨的哥萨克，嘱他们不要骚扰，但未见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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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中国大举进攻雅克萨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的时候，俄国政府始知道黑龙江流域非西伯利亚可比；土人之后尚有一个大帝国需对付，而这帝国绝不让俄国占领黑龙江流域。究竟黑龙江一带的地理如何，俄国政府并不知道。与其出师于万里之外来与一大邻国争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不若和好了事，以图通商之发展。在中国方面，康熙帝素性不为已甚，三藩战役之后，中国亟须修养。且外蒙古尚有厄鲁特问题，其他部落亦未倾心向我，倘我与俄为已甚，则俄、蒙古可相联以抗我。俄人军器的厉害及战斗精神的坚强，这是康熙帝所深知的。所以在未出师之前，康熙帝对于军备是慎之又慎，以策万全的。外交虽已试过而未见效，康熙仍不绝望，所以他一面派彭春率师往攻雅克萨，一面又致书于俄国政府，一封由传教士转递，一封由荷兰商人带去。俄国政府既已有言归于好之心，康熙帝的信正为外交的进行辟了大路。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俄国要求停战的使者尼基弗尔·维纽科夫（Nicefor Venukiov）及伊凡·法沃罗夫（lvan Favorov）到北京，声明俄国愿与中国和好，且已派有全权大使在途。康熙帝即时下谕：“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使至后定议。”换言之，这是无条件的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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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所派的全权大臣是费耀多罗·亚历克塞耶维奇·戈洛文（Theodore Alexievitch Golovin）。俄国政府于1686年初颁给戈洛文第一次的训令，根据此训令：边疆应以黑龙江为界，如不得已，可以拜斯特尔（Bystra）及精奇里二河为界，再不得已，则以雅克萨为界。但俄人须能在黑龙江及其支河通商，并且通商除纳关税外，不应有限制，如戈洛文能使中国派公使及商人到莫斯科更好。俄国政府派了1500兵同行，以备万一，且教戈洛文设法联络外蒙古以助声势。戈洛文于1686年正月26日（俄历）在莫斯科起程，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10月22日始抵贝加尔湖南外蒙古边境之色楞格。他在途中接到政府第二次训令：如通商能得便易，即全黑龙江流域包括雅克萨，可认为中国领土；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引起战争；倘交涉失败，他可向中国提议双方再派公使重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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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尔喀土谢图汗把俄人抵境的消息报告给北京以后，康熙帝遂令在雅克萨的军队退瑷珲。次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200，护军400，火器营兵200，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 Pereyra），以助翻译。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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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忒术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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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当时批准了这个交涉大纲，我代表团所负的使命全见如此。我们若以俄国给戈洛文第一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中、俄的目的抵触甚多，因为双方都要黑龙江的上流从尼布楚到雅克萨；若以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双方所争者仅尼布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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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团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与厄鲁特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会议，戈洛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次年（1689年）4月26日，我使团复由北京出发。此次代表中没有阿尔尼及马齐，但添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及理藩院侍郎温达。此次所带的兵有北京八旗2000人，黑龙江兵1500人，倘总计军中夫役及官员的仆从，全代表的人数约在8000左右。中国外交史上出使之盛，没有过于此次者！康熙帝增加使团的兵数是否因为戈洛文也带有兵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当时的人，如我们一样，觉在外交应有武力的后盾，但他们的后盾未免过于放在前面了！康熙帝虽对于军备主积极，而对于交涉目的则主退让。使团出发以前，曾拟议交涉大纲应仍旧，康熙帝大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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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俄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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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的战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力来对付蒙古问题。大纲经此修改以后，实与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无所抵触。倘尼布楚的交涉失败，则其故并不在两国政府目的的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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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我代表团抵尼布楚。俄人见我方军容之盛，不知我方实意在议和，抑在交战。戈洛文迟到二十天，因为双方军备甚严，一时空气颇紧张。应酬费了几天工夫，遂决定开议形式：双方可各带760兵赴会，但其中500须留会场外，260可入会场，站在代表后面，会场形式岂不有点《三国志演义》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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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戈洛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属华。索额图则谓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戈洛文付之一笑，以为该二处无须中国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我代表遂提议双方签订正式会议记录，以俾各返国复命，这等于宣布会议决裂。次晨，戈洛文派人来声明接受此项提议，但要求再开会议一次，我方不允。张诚及徐日升得了代表的许可，以私人的资格往访戈洛文。张诚等的疏通，据其日记有如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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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人实际渴望和平不在我们（中国代表团）之下，对于我两人的访问，他们表示愉快。我们起头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雅克萨及附近的土地，那么，他们用不着再费事了，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使曾得着明文的训令，非得此地不立约；至于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地方，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大使们可退让到什么地步；莫斯科的代表可以斟酌他们所希望在尼布楚及雅克萨之间的界限，我们的大使因为渴望和平，必竭其力之所能以促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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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全权代表回答说：既然这样，他就请我们的大使把最后的决定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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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我方最后的决定。我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谓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辞退后，我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戈洛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我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蒙古、俄界线。我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及喀尔喀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限必须划清。这个支节过去以后，俄方又提出一个要求：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俄人可搬回国，这点我方于七月十三日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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