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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52 ……先是莫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莫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莫酋忿怒回船后,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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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54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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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56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1858年)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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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58 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缘故是极明显的。第一,穆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穆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做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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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60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1854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两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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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62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做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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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64 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进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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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66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饮定,所有两国争竞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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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68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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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70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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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72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就是桂良等联络普提雅廷的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唯条约尚待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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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74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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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76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1858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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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81 中国近代史:1840~1937 [:1706696186]
1706697782 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六 俄国友谊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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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84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1859年)及十年(1860年)的中外战争。有了十年(1860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持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做进一步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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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86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提雅廷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未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它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1859年)及十年(1860年)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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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88 《瑷珲条约》定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穆拉维约夫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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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90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例。……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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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92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咸丰八年(1858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穆拉维约夫一个咨文,说:“乌苏里河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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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94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费雅哈,“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参崴,足证彼时海参崴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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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96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着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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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798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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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97800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穆拉维约夫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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