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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讲的民众心理和思想又产生一种方案。不少的人把中国的政治病看作肺痨，不能开刀，只能徐图补养。他们想中国的政治是中古式的，因为中国的社会是中古式的。倘若我们能得到妥协的割据，我们就能慢慢地养成近代式的社会。所谓妥协的割据，就是割据虽割据，但一方面不打仗，一方面让一个中央政府存在，使他能办外交，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文化事业，和建设几件全国范围的事业如粤汉及陇海二路的完成。这样的割据虽不能免养军之费，但战费及战争的破坏可免，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可因此做点建设事业，而人民因为时局的稳定也可以进行他们的私营事业。这样一来，元气能渐恢复，体内的抵抗力能渐提高，痨菌就可制止了。纵使将来这种割据的妥协不能永久维持——我们也不希望它永久存在——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以后的战争或者不至于如以往的之无意义、无成绩了。不然，我们简直无希望了。如果内战还继续演下去，我们这个社会不但不能脱离中古式，恐怕简直要回到史前式。交通也要“复古”了，从火车交通回到大车，住宅也要从房室回到穴居。我们这个社会崩溃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当局者绝不可大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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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观察，上文所说的是目前全国最普遍的政治意愿。这不是一个积极的运动，没有口号，没有主动，只能说是一种意态（mood）。少数青年或者因此不满意而恨生活的沉闷，多数革命专家或者也不满意，因为在这种空气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所谓英雄——用不着说——就是指他们自己。照我看来，中国今天有这种意态就是中国人的政治知识的大进步。因为实在说起来，一个民族生活的演化不能有突变的。民族的进步不能靠少数领袖的号召，也不能靠一个万能的药方。实际的进步还是靠无数人，不动声色地、努力于他们日常的工作。革命不过提出一种目标，其实现往往有待数十年的努力。就是最震动世界的苏俄革命，还须第一个第二个，将来必有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然后能产生一个健全的共产国家。这种五年计划当然是很好的宣传资料，但在苏俄一般工人农夫的生活上，五年计划是什么呢？是多做工、多出汗。一个民族能看穿政治的浪漫而又继续努力不浪漫地工作，那个民族的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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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态是南京目前的大机会。第一，因为人民现在降价以求了。我还记得1927年西湖的一个老船夫和我的谈话。我对他说，现在革命军已经收复了浙江，老百姓总好过日子一点吧？起初他不愿意回答，后来他仅说什么好处都没有。过了许久他又说：“蒋介石没到杭州之先，人都说革命军一到，米价就可落到五块，现在米价反涨到八块，你看革命有什么好处？”老船夫的奢望是人人有过的，有些奢望是人人有过的，有些奢望革命给他们官做，有些奢望革命替他们免除苛捐杂税，有些奢望革命能赐给中国三民主义，有些奢望革命能取消不平等条约。这种奢望也难怪，一则因为这些事情是人民感觉的需要，一则因为国民党曾给过人民这些支票。革命军到了以后，他们当然要兑现。经过这几年的失望，人民知道这些支票是废纸，早已不要了，人民的奢望已经扫干净了。所以现在南京要得人心是比较容易多了，只要政府能实地去做，就是成绩慢一点，人民也就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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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因为现在民情及局势似乎可防止内乱的发生，南京大可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建设的事业。毕竟中央直辖的省份是全国最富的省份，中央在国内国外的活动能力比任何地方当局的要大。我们这个民族受过几千年的帝国训练，总觉得一统是国家的常态、是治世，割据是国家的变态、是乱世。所以我们虽不希望南京这时完全统一中国，我们确承认南京是法统所在，也是真正统一的基础，所以南京在物质上、精神上，均占优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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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前途要看南京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得好，南京的优越地位不但可维持，且可发展；不会利用，南京也可变为将来的“南平”。奢望当然不必提，几件事情是南京必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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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直辖各省的地方行政必须比其他省份更加廉明，更加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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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民须分治。这是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也是中央防止卵翼军阀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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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不可成为人民的负担。民间讨厌党的程度不在讨厌军阀程度之下，党部，中央的及地方的，衮衮诸公切不可执迷不悟。南京事实上不能无党，非南京直辖的省份可云有党而实无。这是这些省份的大便宜，这是南京的大困难，因为人民免不了把党的罪恶移到政府身上。一个党外的人当然无资格来谈党的改革，但他可以、他应该报告民间实在的议论。据我所知，一般人民见党就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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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南京的地位不可单靠法律和军队来维持、来发展。中国现在固然是百端侍举，但归根起来，还是一件事，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南京的政治设施必须表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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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四 热河失守以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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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问题闹到如此田地，缘故固多，其中最要的莫过于中日两国国情之相左。在日本，武人主战，文人主和而不敢言和；在中国呢，文人主战，而首当其冲的武人则不主战，其是否主和无人知之，不幸两国都是武人当政。武人的日本只论势而不论理，文人的中国只论理而不论势。目前日本得着了意外的胜利，终久这种局面只能演到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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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维新以后，倘日本武人是时常主政的，则日本的战争尚不只中日、日俄及日德三役。明治五年（1872年）的时候，因高丽拒绝与日本往来，西乡隆盛、江藤新平及副岛种臣诸人主张与高丽宣战。适是时岩仓、伊藤及大久保新自欧美归来，看见西洋文化的进步及日本的落后，力主日本的第一要务是在于速图西洋化的推展。那一次靠了岩仓诸政治家的远见及明治帝的果断，主战的运动总算压下去了。后江藤新平虽以武力反对政府，当局者不但不想借外战来平内争，反以叛逆处置江藤而加以讨伐。明治十年的时候，反文治的领袖西乡隆盛又想以武力来贯彻他的政策，文治派毫不顾惜迁就，致双方鏖战七月之久，兵士加入者几及十万人。这役以后，直到近年，武人反文治者没有敢做到西乡隆盛那个地步的。明治十七八年之际，因中日在高丽驻兵的冲突，武人的领袖黑田清隆一方面愤日兵在汉城的被迫而退，一方面以为中国自中法战争以后将励精图治，就主张先发制人，对中国宣战。那时首相伊藤的议论极值得我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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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当无事之时，每年国库尚短一千万元左右。若遽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中法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光绪六年伊犁问题）始设电线，自法之役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造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至黑田云，我国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亦系确论，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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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考虑中日两国内情以为不必即时宣战以后，井上馨外相又继续说明当时的国际形势如何不宜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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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与中国构兵，俄人势必乘机占取朝地。彼时朝未取得，饷已花去，俄反增地，非特中国之忧，我日本与俄更近，东方更无日宁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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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虽不服输，但明治帝裁夺以后，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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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治派并不是酷爱和平者，伊藤也承认“我国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文治派与武人的不同不过是文治派主张战前应有充分的内政与外交的预备，战后应守分寸，所希望者不可超越局势所许可者。中日、日俄及日德三役均是如此布置的，此日本之所以成为世界大国之一，此日本政治家之所以能成大业。国人当能记得《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已割让辽东半岛予日本，俄法德三国联合出而强迫日本放弃，三国的行动不为日本留余地十倍于国联的报告书。彼时明治帝、伊藤、陆奥诸人反能镇压舆情，接受三国的劝告，现在国联对日本可谓尽情尽理了，而日本不但不接收报告书，反而扩大事件的严重，加增自己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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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他，因日本近年的内政及世界近年的局势有以致之。我们若不把这两点看清楚，我们不能决定热河失守以后的步骤。近年日本经济的困难，政党政治的腐化，世界法西斯的潮流，加上日本民族离封建时代之近：这是在日本造成武人主政的根因。荒木也是时代所造的英雄，“九一八”以前，日本人心已离文治派而附于武人了。“九一八”以后，武人节节得胜，战争仅十日又得了热河。此时想要日人悔祸，要日人屈服于国联一纸决议之下，这是断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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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战以后，欧美人民怕战过于怕虎。元气尚未恢复以前，又来了这三年的空前经济恐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战债，军缩，关税，法意、法德诸问题，使得西洋绝难有两国或三国联合对日的可能，而这种联合是制裁日本必须的条件。欧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已有余，所可虑者，日本对西洋的防守力不足；欧战以后，这一点的不足也就补上了。现在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有余，对西洋任何一国的防守也有余，日本因此就肆行无忌。在这种形势之下，日本原能占相当便宜。这是日本的一个好机会，但所能占的便宜也不能毫无止境。他不能全不知分寸，把华府会议所造的均势根本推翻。全世界受了这种压迫之后，难联合的亦必设法联合。在19世纪，英俄原为世仇，德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英俄绝不能合作。等到英俄感觉德国的威迫太甚的时候，这个德国所逆料不能发生的联合居然于1907年发生了。日本之进占热河并没有减少、实大加增，日本对全世界的压迫，热河的失守，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可万分痛心的，并没有基本改变世界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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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热河的失守，尤其是这样可怜可耻的失守，当然是有其影响的，精神的损失比土地的损失还要大。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欧美一般人民（政府当然别有打算）以为日本之侵略中国有如一个凶汉欺负一个老婆婆。他们旁观者很忍不住，要打抱不平，但是仔细一想，如出来干涉，这个老婆婆不但毫无能力，且须人负荷。旁观者认为一面要背着老婆婆，一面又要与那凶汉对抗，这是不可干的事。淞沪战争以后，旁观者知道了这个老婆婆并不是老婆婆，不过是一个无训练无器械的不幸人，而训练和器械都是可以设法得到的，淞沪之战的影响是全国上下都知道的。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以后，热河战争将起之际，我们都以为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颜顾郭三代表之所以力主抵抗、宋院长的北上、宋张汤三人的通电，以及全国人民对此通电的鼓掌，无非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促进世界对日本的制裁。原来事在人为，倘热河的战争能做到淞沪战争那种程度，我虽不敢说国联就会引用十六条，我敢说国联必须向十六条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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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次的大失望以后，我以为我们应须认清这个基本事实。第一，武力地收复失地是绝不可能的。第二，我们顷承认汤玉麟虽不足代表中国的军人，十九路军及第五军也不能代表中国的军人，我们以后未必能希望淞沪之战那样的精神胜利。这次热河之战，如我们无这种太乐观的奢侈，宋子文也不与张学良、汤玉麟联名发通电了。热河这样的失败，其精神上的损失远过于东北三省不抵抗而失败。我们要看清楚就是我们能在平津做淞沪的战争，其收获尚不能弥补热河这一战的损失，何况我们在平津绝不能做淞沪之战呢？第三，我们丧失热河这个机会以后，我们很难促进世界对日制裁的产生。原来我们绝无左右世界大势的能力，充其量不过促进已成的趋势，现在连这一点促进的能力都没有了。倘国联于某年月日决定制裁，那必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必是因为国联自有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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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以上这些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中日问题现在已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新阶段。我们应该认清局势，决定我们的策略。我们至今还未认清中日问题的严重，因为如此，我们在以往的一年多内，还常常想找解决的捷径。这种野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而下决心来做长期的准备。第一，中国自今以后，无论因何缘故、假何名义，不可再有内战。第二，中俄复交我们应当看为一个外交的种子，要多费力气来培养它，使它将来能结好好的果子。我们外交的大毛病是在只图收获，不事培植。私人的交情尚须时日，何况邦交？第三，无论国联做何处置，即使有令我们失望的处置，我们绝不可放松它。黎顿报告书岂不是替我们做了无价的宣传？国联大会所通过的报告书岂不是为我们做了联合世界一致对日的预备工作？最低限度，国联不但是我们的代表宣传的好讲坛，且是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倘两个报告书不是出自国联，是出自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或俄国政府，其效力能有如此之大吗？对国联，如同对苏俄，我们不可期望收获太早，我们尚须继续做培植的功夫。第四，我用不着说，我们应十分努力于内政的改良，急进者应拿牺牲于疆场的精神来与衙门中各种恶鬼去奋斗。就是我们暂时丧失了东北，我们的国永远是比伊藤博文的日本大好几倍，事全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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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常和外国朋友讲笑话，说：上帝造日本的时候，原只造了一个三等国，日本人擅改为一个一等国；上帝造中国的时候，原造了一个一等国，中国人自改为一个三等国，但是我还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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