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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不但是我们联合世界一致对日的好工具，且是帮助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好机关。我们如要找外国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国联替我们去找比我们自己找的还要好些。我们如要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我们的利源，国联能做有力的媒介。借用外资，大概现在没有人反对；中国以往的毛病不是聘任外国人太多，是所聘任者间或不得其人。比这更要紧的，是在外国专家指导下服务的人引以为耻而不虚心学习。甲午以前，北洋海军的留学生如刘步蟾、林泰曾诸人就犯了这个毛病，他们自己升官虽然快些，但国家的损失不知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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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政府好几次请了，或托国联替我们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不过做了调查报告书或计划书，他们就回国了，而政府就把他们的计划置之不理了。除军队里的外国顾问外，别的顾问只替我们造计划，并不得帮助我们来实行，这是不能收效的。我们奋发图强的日子——那就是说，切实现代化的日子——已经到了。我们如能在现代化的程序中竭力图欧美资本及技术的合作，我们的进步必可一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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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问题，归根起来，就是中国的无力，而无力的根由就是中国之欠缺现代化。国联及国际对日本不能施行制裁大部分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国联及国际如有机会来帮助中国改造，这是心有余而力亦有余的事情。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必需品，这是我们千载一时的机会。近几十年来，与中国有邦交的列强可分两种：一种是以通商为目的的，如英美；一种是在远东有土地野心的，如日俄。通商的国家唯恐中国自己不富强，因为中国一富强，他们的商业就可以进步。有土地野心的则唯恐中国富强，当宣统末年英美德法组织四国银行团的时候，日俄即起而反对之。现在我们从法国外部所发表的秘密公文，我们知道日俄反对的理由。他们说如果中国能大借外债来修铁路，兴实业，中国就能自强起来，这是与他们的希望相反的。华府会议以后，在华只图通商的国家切望中国的自强更加热烈，有时比中国人只有过而无不及。我们以往没有利用这种国际形势，以致有今日，一误不可再误了。一个富强的中国出世之日就是远东问题终止之日，此外别无出路。我们是这样想，国联及美国也是这样想。从这方面看，国联及国际的利益完全是与中国的利益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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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抵抗中，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图中国的富强，比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制裁日本，是更容易举行的、更有实效的、更无流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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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对抗不是我们所求的，直到现在，我还想是两国的大不幸，但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是迫不得已的。在甲午以前，日本是进步的，顺世界潮流的；中国是守旧的，在内政外交上，均是反动的。日本有了局部的改革，因而富强；富强了以后，就以为无须再改革了、再事西化了。我们的历史正相反：甲午以前，局部的物质改革不见效，于是有戊戌的局部政治改革；又不见效，于是有辛亥的整个革命；还不见效，于是有1915年以来的思想及社会革命。我们牺牲之大及上轨道的困难当然远过于日本，同时我们也有相当的代价，现在我们的思想解放亦远在日本之上。日本现在的全盘外交内政都到了反动时期，我们则处于前进及后退两可之间。日本现在无选择的可能，因为他的局面是已定的，我们则正在十字路上。在这个当儿，我们应该决然毅然放弃反动的路而走到欧战后改革家所提出的新路上。不但在外交上，因为日本是反国联及其精神的，我们应该全心地拥护国联及其所代表的新国际关系。就是在内政上，我们也应该如此做。日本军阀讨厌国会及政党，我们则应大行民治的宪政。日本严厉地取缔劳工运动，我们于劳资之间则应扶持劳工的利益。日本的工商业已归少数财阀把持，我们不妨贯彻资本与工业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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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主义，政治的和经济的，是一个不可遏抑的潮流，反动只能得一时的成功。反之，天下是民众的天下。在长期抵抗中，我们的基本政策如能顺着世界的大潮，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正如日本甲午以前的努力得着甲午的收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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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六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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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屡有提议请美国根据1922年的《九国公约》召集第二次的华府会议者。现在世界各国的代表又将集于华府，在英美最有声望的宋子文氏也放洋了。究竟这一次的华府会议是会有利于我们如上一次的华府会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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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分为三个问题回答。第一，1922年冬季的华府会议有利于我们者究竟是什么？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会议形势有什么特别使我们能得相当便宜呢？第三，现在的形势与当时的形势比较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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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华府会议赞助我们收复已失的权利是有限制的，我们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有二种：一种是对普遍国际的，一种是对日本的。对普遍国际的包括关税自主、法权自主（即领判权的取消）、外国驻华军队的撤退、外国在华所设邮局的取消，及租借地如旅大、威海、广州湾的退还等项。实际我国代表所要求的就是“取消不平等的条约”，不过他们没有用这个标语就是了。除邮局外，其他各项均是成败参有的。关税我们略可提高；领判权呢，会议以为时机过早；驻军的撤退，会议以为应斟酌时地办理；租借地除威海外别无具体的结果，单对日本的就是1915年条约的取消，我们所得到的是山东的收回及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的第五组的正式声明。至于旅大问题，南满、安奉、吉长诸铁路问题，土地商租权的问题，及汉冶萍问题，日本在上一次的华府会议丝毫没有让步。总而言之，第一次的华府会议可说是我们收复失权的初步，离完成还差得远。这也是不足怪的：八十余年的失土及失权的历史哪能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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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的华府会议虽然不能完全挽回已往，却曾努力于保障将来！至少是条约上的保障。《九国公约》一则曰，列强共同尊重中国政治的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再则曰，列强须给中国充分的机会来完成他的统一和建设强有力的政府；三则曰，列强各国不得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有任何优越权利。这个条约西人都称为列强自制律令（Selfdenying ordinance），此约在远东问题历史上的重要简直不可言喻，它可以说是关于远东的国际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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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把两方面合起来看——挽回以往及保障将来——上次的华府会议可说是有利于我们的：在保障将来方面远胜于挽回以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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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形势有三点特别。第一是美国国际地位的优越。欧战期中，美国的富力和兵力有了一日千里的长进，战后美国实有左右世界大势的能力。上次的会议一方面讨论海军限制的问题，一方面讨论远东问题。是时美国并无限制海军的必要。美国人民的负担远在他国人民之下，而富力又在他国人民之上。如美国要与别国竞争，他很可以超过海上霸主的英国。别国如要与他竞争，必至破产。由美国提出海军限制，是他所牺牲者多，别国所牺牲者少，甚至谈不到牺牲，是以美国有所施于人。在外交上，有所施于人然后可以有所求于人，因此美国所提对于远东问题的处置能得着别国的赞同。去年史汀生曾说过：如《九国公约》不能维持，全华府会议的成绩，海军的限制在内，均将被推翻。海军的限制与《九国公约》可说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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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形势的第二点特别是欧洲各国都为欧洲的问题所困，无余力在中国发展，同时他们都以为中国是世界唯一的最容易受宰割的大肥肉。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何乐不赞成大家不下手的政策呢？日本适得其反。日本除中国外别无问题，他的国力全集中于中国。并且日本的资本和工业远不及英美，不用政治的侵略，专靠经济的竞争，日本未见得能维持他在远东的地位。何况他的目的不仅在维持，而在发展。美国当时固有余力在中国发展，但美国只须通商的机会均等；政治的侵略是无须的，且是不经济的。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一倡之，欧洲自然和之，这个“列强自制的律令”于是产生了。实在呢，《九国公约》与其说是列强的自制，不如说是欧美联合制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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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特别是大英帝国外交的改变。英国在中国有通商的机会均等也就够了，用不着政治的侵略，关于这一点英美的立场完全相同。门户开放主义是英国的素志，英国最讲帝国主义的内阁总理沙候（Lord Salisbury）尚以门户开放主义为上策，利益范围与瓜分为下策。在欧战以前，反对门户开放主义的就是日俄两国。战前两国都是英国的与国，那全是为防德。战后，德国败了，俄国革命了！短期内，这两国均不能危害英国。苏俄固尚能以世界革命来动摇英国，但这种危险不是联日所能防止的。所以在华府会议，英日同盟就宣告寿终正寝了。同时在欧战期内，日本的进步颇足使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寒心。美国禁止日本移民，英属自治领也禁止日本移民。在巴黎和会，日本提出民族平等的时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知道这个提议是指他们的移民禁律的，这两国自治领对日所处的地理地位又完全与美国相同。战后，自治领在大英帝国内的重要远过于战前；他们的意志，亲美反日的意志，英国政府不能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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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以上三种战后的特殊情形，上次的华府会议才能得着成绩。现在国际形势与1922年的形势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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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举的三种形势基本上存在。美国的势力仍旧是列强中最雄厚的，欧洲各国仍旧为欧洲的问题所困而希望远东没有巨大的变化，希望美国出力维持门户开放主义。大英帝国仍旧对中国只图通商机会均等，对美国力图亲善。然而近十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动：上次华府会议的时候正是世界经济上进的时候，这一次则是世界经济最黑暗的时候。会议快将开始，美国竟放弃金本位，美国现在失业的人民在千万以上，去年美国的国际贸易不过1929年国际贸易百分之三十。这类的数字我不必多提：全世界的经济恐慌是当代最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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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的华府会议是世界经济会议的预备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分为三大项：战债、各国币制的整理及国际贸易的提倡，三种问题均严重、均复杂。欧洲各国所欠美国的战债的原本约计美金一百亿元：其中英国所欠的占四十六亿元，法国所欠的占三十亿元，意大利所欠的占十六亿元。原先欧洲各国希望能拿德国给他们的赔款来还他们欠美国的战债。去年德国赔款已由各国决定实际上取消，于是英法意诸国感觉无法还美国。而战债问题一日不解决，国际经济一日不能恢复常态。各国的币制均已放弃金本位，国际汇兑因之纷乱，国际贸易因之加添阻碍，并且各国均求本国货币的汇兑率的降低，以图推销货物于国外。国际贸易近年大为各国关税所阻，长此下去，各国均会回到我国闭关时代的经济，这是世界经济恐慌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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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华府会议，美国所能施于人者是战债的减少或取消。美国大概会拿战债来交换币制的整理和关税的减少，如美国想更进一步，拿战债的减少或取消来交换英法关于远东问题的合作，这就要看合作的范围如何了。如果这种合作需要重大的牺牲，英法必以为要价太高，交易难成。同时我们要知道，美国如能拿战债换得各国金币的稳定及关税的减少，美国的经济恢复就有了希望。这是美国切身的问题，他绝不愿因远东问题而牺牲经济恢复的希望。这是与上次华府会议的大不同点，上次美国甘愿为远东问题而牺牲海军的充分发展，所以这次会议的形势不如上次会议的形势之有利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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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次华府会议有利于我们的三种形势依然存在，不过因为经济恐慌的缘故不能成为动力。这次的会议如能得到关于经济问题的了解，远东问题的解决亦必能有进展。总之，这次的会议关于经济问题已经是预备会议，且其成败颇难逆料，关于远东问题充其量不过是预备之预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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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也为经济恐慌所困，中国的经济不振也是世界的经济不振原因之一。我们如在会议中提出具体的经济振兴计划，比较容易得到列强的协助。最后之最后，这远东问题解决之是否有利于我们还得看我们自己的力量如何，我们绝不可因远东问题而忽视这次会议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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