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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屡有提议请美国根据1922年的《九国公约》召集第二次的华府会议者。现在世界各国的代表又将集于华府，在英美最有声望的宋子文氏也放洋了。究竟这一次的华府会议是会有利于我们如上一次的华府会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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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分为三个问题回答。第一，1922年冬季的华府会议有利于我们者究竟是什么？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会议形势有什么特别使我们能得相当便宜呢？第三，现在的形势与当时的形势比较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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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华府会议赞助我们收复已失的权利是有限制的，我们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有二种：一种是对普遍国际的，一种是对日本的。对普遍国际的包括关税自主、法权自主（即领判权的取消）、外国驻华军队的撤退、外国在华所设邮局的取消，及租借地如旅大、威海、广州湾的退还等项。实际我国代表所要求的就是“取消不平等的条约”，不过他们没有用这个标语就是了。除邮局外，其他各项均是成败参有的。关税我们略可提高；领判权呢，会议以为时机过早；驻军的撤退，会议以为应斟酌时地办理；租借地除威海外别无具体的结果，单对日本的就是1915年条约的取消，我们所得到的是山东的收回及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的第五组的正式声明。至于旅大问题，南满、安奉、吉长诸铁路问题，土地商租权的问题，及汉冶萍问题，日本在上一次的华府会议丝毫没有让步。总而言之，第一次的华府会议可说是我们收复失权的初步，离完成还差得远。这也是不足怪的：八十余年的失土及失权的历史哪能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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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的华府会议虽然不能完全挽回已往，却曾努力于保障将来！至少是条约上的保障。《九国公约》一则曰，列强共同尊重中国政治的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再则曰，列强须给中国充分的机会来完成他的统一和建设强有力的政府；三则曰，列强各国不得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有任何优越权利。这个条约西人都称为列强自制律令（Selfdenying ordinance），此约在远东问题历史上的重要简直不可言喻，它可以说是关于远东的国际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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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把两方面合起来看——挽回以往及保障将来——上次的华府会议可说是有利于我们的：在保障将来方面远胜于挽回以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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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形势有三点特别。第一是美国国际地位的优越。欧战期中，美国的富力和兵力有了一日千里的长进，战后美国实有左右世界大势的能力。上次的会议一方面讨论海军限制的问题，一方面讨论远东问题。是时美国并无限制海军的必要。美国人民的负担远在他国人民之下，而富力又在他国人民之上。如美国要与别国竞争，他很可以超过海上霸主的英国。别国如要与他竞争，必至破产。由美国提出海军限制，是他所牺牲者多，别国所牺牲者少，甚至谈不到牺牲，是以美国有所施于人。在外交上，有所施于人然后可以有所求于人，因此美国所提对于远东问题的处置能得着别国的赞同。去年史汀生曾说过：如《九国公约》不能维持，全华府会议的成绩，海军的限制在内，均将被推翻。海军的限制与《九国公约》可说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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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形势的第二点特别是欧洲各国都为欧洲的问题所困，无余力在中国发展，同时他们都以为中国是世界唯一的最容易受宰割的大肥肉。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何乐不赞成大家不下手的政策呢？日本适得其反。日本除中国外别无问题，他的国力全集中于中国。并且日本的资本和工业远不及英美，不用政治的侵略，专靠经济的竞争，日本未见得能维持他在远东的地位。何况他的目的不仅在维持，而在发展。美国当时固有余力在中国发展，但美国只须通商的机会均等；政治的侵略是无须的，且是不经济的。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一倡之，欧洲自然和之，这个“列强自制的律令”于是产生了。实在呢，《九国公约》与其说是列强的自制，不如说是欧美联合制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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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特别是大英帝国外交的改变。英国在中国有通商的机会均等也就够了，用不着政治的侵略，关于这一点英美的立场完全相同。门户开放主义是英国的素志，英国最讲帝国主义的内阁总理沙候（Lord Salisbury）尚以门户开放主义为上策，利益范围与瓜分为下策。在欧战以前，反对门户开放主义的就是日俄两国。战前两国都是英国的与国，那全是为防德。战后，德国败了，俄国革命了！短期内，这两国均不能危害英国。苏俄固尚能以世界革命来动摇英国，但这种危险不是联日所能防止的。所以在华府会议，英日同盟就宣告寿终正寝了。同时在欧战期内，日本的进步颇足使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寒心。美国禁止日本移民，英属自治领也禁止日本移民。在巴黎和会，日本提出民族平等的时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知道这个提议是指他们的移民禁律的，这两国自治领对日所处的地理地位又完全与美国相同。战后，自治领在大英帝国内的重要远过于战前；他们的意志，亲美反日的意志，英国政府不能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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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以上三种战后的特殊情形，上次的华府会议才能得着成绩。现在国际形势与1922年的形势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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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举的三种形势基本上存在。美国的势力仍旧是列强中最雄厚的，欧洲各国仍旧为欧洲的问题所困而希望远东没有巨大的变化，希望美国出力维持门户开放主义。大英帝国仍旧对中国只图通商机会均等，对美国力图亲善。然而近十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动：上次华府会议的时候正是世界经济上进的时候，这一次则是世界经济最黑暗的时候。会议快将开始，美国竟放弃金本位，美国现在失业的人民在千万以上，去年美国的国际贸易不过1929年国际贸易百分之三十。这类的数字我不必多提：全世界的经济恐慌是当代最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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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的华府会议是世界经济会议的预备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分为三大项：战债、各国币制的整理及国际贸易的提倡，三种问题均严重、均复杂。欧洲各国所欠美国的战债的原本约计美金一百亿元：其中英国所欠的占四十六亿元，法国所欠的占三十亿元，意大利所欠的占十六亿元。原先欧洲各国希望能拿德国给他们的赔款来还他们欠美国的战债。去年德国赔款已由各国决定实际上取消，于是英法意诸国感觉无法还美国。而战债问题一日不解决，国际经济一日不能恢复常态。各国的币制均已放弃金本位，国际汇兑因之纷乱，国际贸易因之加添阻碍，并且各国均求本国货币的汇兑率的降低，以图推销货物于国外。国际贸易近年大为各国关税所阻，长此下去，各国均会回到我国闭关时代的经济，这是世界经济恐慌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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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华府会议，美国所能施于人者是战债的减少或取消。美国大概会拿战债来交换币制的整理和关税的减少，如美国想更进一步，拿战债的减少或取消来交换英法关于远东问题的合作，这就要看合作的范围如何了。如果这种合作需要重大的牺牲，英法必以为要价太高，交易难成。同时我们要知道，美国如能拿战债换得各国金币的稳定及关税的减少，美国的经济恢复就有了希望。这是美国切身的问题，他绝不愿因远东问题而牺牲经济恢复的希望。这是与上次华府会议的大不同点，上次美国甘愿为远东问题而牺牲海军的充分发展，所以这次会议的形势不如上次会议的形势之有利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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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次华府会议有利于我们的三种形势依然存在，不过因为经济恐慌的缘故不能成为动力。这次的会议如能得到关于经济问题的了解，远东问题的解决亦必能有进展。总之，这次的会议关于经济问题已经是预备会议，且其成败颇难逆料，关于远东问题充其量不过是预备之预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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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也为经济恐慌所困，中国的经济不振也是世界的经济不振原因之一。我们如在会议中提出具体的经济振兴计划，比较容易得到列强的协助。最后之最后，这远东问题解决之是否有利于我们还得看我们自己的力量如何，我们绝不可因远东问题而忽视这次会议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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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七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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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氏一到上海，国人对他的期望可说是与他所受的欢迎成正比例。第一，华北的政委主席黄郛氏及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氏都在南方等着他，望他能给华北相当财政的援助。这种期望是极自然的，并且也是极正当的。冀察二省现处兵多民困的境遇，非得中央的援助是不能度日的。何况这两省都是冲要的边省，内部的安宁及人民的富庶在在皆与国防有关。不过近数月来，华北的当局只能顾目前，不能顾将来。原有的军队，不问其战斗力如何、纪律如何、功罪如何，概给以保存，此外土匪、伪军、义勇军新收编者亦在不少。为权宜之计，势不得不出此，这是我们应该原谅的。同时此种局面若不整理，中央无源源接济的能力，也没有源源接济的道理。中央的接济，事实上、道理上，不能不递减。我们希望华北当局对华北的军队，不问其系统如何，专按其各部之战斗力、纪律及对国家的功罪，定一个缩编的方案，分步地但严厉地去执行。第二，黄河水灾的救济及水流的防治也是迫不及待的。所可幸的，中央对此已有相当的注意，宋氏归国之初亦已表示关怀，我们希望宋氏拿两年前防堵长江的精神来治理黄河。或者河北及察哈尔二省的裁军能与治河并行：一部分的治河费用就可同时作为编遣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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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人对于宋氏的期望甚多，我们不必列举，我们自己对于宋氏回国以后的中央也有一种期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我们期望中央从此更加团结，汪蒋宋三人的合作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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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之大，及其方面之多，无须我们赘述，国人早已知之。汪蒋宋三人各有其特殊经验和地位，合作以应付这严重的时局或能济事，分化则中央在国内及国际上的权威则必大遭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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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这次在欧美的活动引起许多无根的误会，这种误会不但在日本发生，连在国内也曾发生。日本的误会不值得多辩，因为宋氏实际所做到的不过两件事，促进国联技术合作及棉麦借款。国联与中国的合作限于技术，且起始在“九一八”以前。无论有无中日的冲突，中国借外资及外国技师以求建设是势在所必行的，是中国近百年历史趋势。至于棉麦借款，在美国方面，是一种农村救济政策，我恐怕此中没有丝毫帮助中国抗日的意思。美国政府全盘的政策，不分外交内政，都是以经济复兴为大前提，说美国别有作用者实际自己别有作用。在中国方面，虽汪蒋宋三人屡次宣言棉麦借款只用于建设，我想恐怕实际做不到。现在中央财源如此枯竭，用运又如此浩繁，事实上这批借款不得不部分地甚至于大部分地移作政费及救灾与救荒的费用，以国联技术合作及棉麦借款为中国政治之新转机者都是神经过敏。同时国人对宋氏在外国的活动也不免无中生有，过事夸大。有人以为宋氏在外国不必如此招摇，如此宣传，殊不知在此宣传的世界，不宣传则不能活动。宋氏的宣传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同时宋氏的宣传大部分不是为自己宣传，是为国家及政府宣传。当宋氏在伦敦的时候，《泰晤士报》的社评，一则曰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有希望之政府，二则曰蒋宋政府以往的成绩尚差强人意，于此可知宋氏并不是在外国出个人风头，为自己抬高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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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除开，政府又怎样？现在汪蒋宋三人是否有政策的争执？先就外交言，据我们所知，中国目前所能有的外交政策就是汪先生近几次在国府纪念周所发表的。我们目前谈不到复仇，因为谈是空谈，空谈只能有害而无益。我们不但内部的充实刚在起始，就是外交的运用亦刚在起始。除非内部充实，及外交联络到相当程度，唱高调者都是误国者。在宋氏出国的时候，国内舆论尚未尽去掉客气；政界领袖尚不敢公开说目前的工作在充实内部，不在似战非战的抵抗。现在国内的空气大不同了，唱高调者也不唱了，以宋氏的精明不至落伍。就内政言，目前的急务，无疑地，在力求团结，在避免一切风波。宋氏归国之初，即以团结勉国人，这可以推知宋氏在外所受的刺激，和他自己的态度。现汪蒋宋三人近来的言行，似乎在内政上也没有什么政策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由汪蒋宋三人的合作，进而达到西南合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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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如此，利害又怎样？关于这一点，局外的人不应有所猜测。不过我以为就三人各自的事业言，合作有百益而无一害，分化有百害而无一益。国人近二十年来饱尝了要人争执的苦头，现在一闻争执冲突，无暇来分别是非，总是一句判语：争执者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对的。三人以自己的政治生活为重自然不愿自绝于国人，但是讲合作，不能不行分工。管兵者，不能兼管财政；任财政者，不能兼握兵权；总其成者，务须尽调剂之责，理大纲而不问细则。同时若三人以国事的成败为目的，置个人成败于度外，则进一步的团结与合作不难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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