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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人对于宋氏的期望甚多，我们不必列举，我们自己对于宋氏回国以后的中央也有一种期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我们期望中央从此更加团结，汪蒋宋三人的合作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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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之大，及其方面之多，无须我们赘述，国人早已知之。汪蒋宋三人各有其特殊经验和地位，合作以应付这严重的时局或能济事，分化则中央在国内及国际上的权威则必大遭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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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这次在欧美的活动引起许多无根的误会，这种误会不但在日本发生，连在国内也曾发生。日本的误会不值得多辩，因为宋氏实际所做到的不过两件事，促进国联技术合作及棉麦借款。国联与中国的合作限于技术，且起始在“九一八”以前。无论有无中日的冲突，中国借外资及外国技师以求建设是势在所必行的，是中国近百年历史趋势。至于棉麦借款，在美国方面，是一种农村救济政策，我恐怕此中没有丝毫帮助中国抗日的意思。美国政府全盘的政策，不分外交内政，都是以经济复兴为大前提，说美国别有作用者实际自己别有作用。在中国方面，虽汪蒋宋三人屡次宣言棉麦借款只用于建设，我想恐怕实际做不到。现在中央财源如此枯竭，用运又如此浩繁，事实上这批借款不得不部分地甚至于大部分地移作政费及救灾与救荒的费用，以国联技术合作及棉麦借款为中国政治之新转机者都是神经过敏。同时国人对宋氏在外国的活动也不免无中生有，过事夸大。有人以为宋氏在外国不必如此招摇，如此宣传，殊不知在此宣传的世界，不宣传则不能活动。宋氏的宣传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同时宋氏的宣传大部分不是为自己宣传，是为国家及政府宣传。当宋氏在伦敦的时候，《泰晤士报》的社评，一则曰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有希望之政府，二则曰蒋宋政府以往的成绩尚差强人意，于此可知宋氏并不是在外国出个人风头，为自己抬高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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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除开，政府又怎样？现在汪蒋宋三人是否有政策的争执？先就外交言，据我们所知，中国目前所能有的外交政策就是汪先生近几次在国府纪念周所发表的。我们目前谈不到复仇，因为谈是空谈，空谈只能有害而无益。我们不但内部的充实刚在起始，就是外交的运用亦刚在起始。除非内部充实，及外交联络到相当程度，唱高调者都是误国者。在宋氏出国的时候，国内舆论尚未尽去掉客气；政界领袖尚不敢公开说目前的工作在充实内部，不在似战非战的抵抗。现在国内的空气大不同了，唱高调者也不唱了，以宋氏的精明不至落伍。就内政言，目前的急务，无疑地，在力求团结，在避免一切风波。宋氏归国之初，即以团结勉国人，这可以推知宋氏在外所受的刺激，和他自己的态度。现汪蒋宋三人近来的言行，似乎在内政上也没有什么政策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由汪蒋宋三人的合作，进而达到西南合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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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如此，利害又怎样？关于这一点，局外的人不应有所猜测。不过我以为就三人各自的事业言，合作有百益而无一害，分化有百害而无一益。国人近二十年来饱尝了要人争执的苦头，现在一闻争执冲突，无暇来分别是非，总是一句判语：争执者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对的。三人以自己的政治生活为重自然不愿自绝于国人，但是讲合作，不能不行分工。管兵者，不能兼管财政；任财政者，不能兼握兵权；总其成者，务须尽调剂之责，理大纲而不问细则。同时若三人以国事的成败为目的，置个人成败于度外，则进一步的团结与合作不难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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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八“九一八”——两年以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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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至于政府及军队，更用不着说，在国难之下，其强弱优劣都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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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就是我们民族这样的一种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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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划民族的前途计，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长短成败，应该知道在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现在已经跑到什么地点，以我们的本质，我们能否跑到最高的目的地。我们现在看看这中华民族，在“九一八”的试金石之下，表现了什么样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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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论军队，因为军队所受的试验最深，又因为军队就是民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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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队，从器械、组织、训练、精神看起来，就全盘说，简直是一堆大混沌。飞机、汽车、洋车、大车、单轮的人力车，以及骆驼驴马；野炮、机关枪、手榴弹、大刀，以及高射炮；从上古人所用的器械到近代人所用的器械，无所不有，哪一样都不齐备。单就步枪一门说（步枪是兵士最基本的器械），我们军队里面有江南制造局的、汉阳兵工厂的、巩县兵工厂的、德州兵工厂的、太原兵工厂的、奉天兵工厂的，以及欧美日本各国来的。同是国产，有些采用德国的式样，有些采用日本的式样，有些采用捷克的式样。同采用一国的式样，有些用四十年以前的模型，有些用最新的模型。若把我们军队里的物质设备各种各样抽一个标本，堆在一处，我们就有个很好的博物院。甲午之役——将近四十年前敌人给我们第一次试金石的时候——我们的军器，就内部的参差不齐说，虽已够乱了，还不及现在的乱杂；就与敌人军器比较说，四十年前，我们与他们相差无几（这是就陆军说，若论海军，我们那时只有过而无不及），现在我们与他们相差太远了。我不是说，我们这四十年来全无进步，进步是有的，不过敌人的进步比我们更快，并且他们的进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的进步是全无次序的。实际近七十年来，日本政府对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军事，一贯地强行统制，而我们则一贯地敷衍迁就，听其自然；偶有提倡，亦是朝令夕改，漫无计划地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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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器械如此，其组织和精神亦复如此。有些军队中央要调到前线去的，不受调动，有些又自告奋勇。在前线的兵士，有些见敌则退，甚至于未见敌人就退了的，同时有些军队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所能打死而不能打退的。这两年之内，我们一方面有热河可怜可耻的崩溃，另一方面又有淞沪、喜峰口、冷口、南天门的可敬可悲大奋斗、大牺牲。在“九一八”的试金石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军队，论组织和训练，虽差得很远，但论本质，论练军的人力原料，我们这个民族并非老大腐化，实在尚能大有作为。比这点还要紧的是这两年来军队意识的变迁，兵士现在知道凡为民族奋斗的，民族必拥护之，甚至崇拜之。在这两年之内，兵士们始知道勇敢和牺牲的无上光荣，始知道当兵的民族意义，因为社会的敬重，兵士从此将自敬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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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论政府，最使我们痛心的是政府事先的毫无准备。我们的外交部，在“九一八”以前的半年，简直是在那里做梦。我不知道外交当局是为自己的标语所麻醉，还是因为忙于向民众鼓吹，向政府党部做报告而无暇看国际的风云呢？稍有外交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取消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不是中国的大难关，东北问题才是中国的难关。“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政府在对外上，大致还不错。诉诸国联，虽只得着道德的胜利，但我相信，这道德的胜利是有无上价值的，并且以中国现在的国势，要得着实体的胜利是万万做不到的。得着了道德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外交当局，尤其是我国历次出席国联的代表。倘若在十年之内，我们内政的成绩能赶上这两年来外交的成绩，那时候，我们一定看得出道德胜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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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内政的成绩上却又差些，除最近半年外，政府始终不肯负责任。锦州中立区之未能成立，虽大半由于所谓民众——实在是一般士大夫一的盲目，政府的不肯负责、不敢负责实亦是要紧的缘故。政府的要人，在过去这两年之内，明明知道不能不有局部的交涉和妥协，但无人敢说老实话、良心话，无人敢不逢迎民众。不过此中亦有可原者，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南京政府本身就在狂风暴雨之中，一不小心，大势就去了。世人常怪政府的不和不战，殊不知和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内，战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外。要政府宣布或和或战者，其志并不在和，更不在战，不过欲借和战问题以倒政府而已。一般人民，为感情所冲动，不知此中的作用，遂随声附和，在野领袖既以政客手段对政府，政府亦只好以政客手段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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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九一八”的试金石之下居然不但未被推倒，反而因之巩固，这是天下的大奇事。近百年来，世界各国倘对外有重大的损失如东北四省，其政府无有不被推倒者。大战后，战败各国的革命就是目前的例子。我国则不然，1933年9月18日的政府反比1931年9月18日的政府要稳固，此中缘故颇难索讨。我想第一是民族意识的进步，我们究竟觉得在此严重国难当中反起内哄实在是不像样子，说不过去。第二是武人的明理。我们文人骂武人已经成了习惯，实在他们的爱国心并不在我们文人之下。并且他们的思想比较简单，大是大非反而容易判断，因之更容易受民族意识的熏染。第三，国民党究竟有充分的民众运动经验。党员既从民众运动出身，他们对付民众运动的手段总比旧官僚要胜一筹，所以历史家常说唯独出身革命者能制服革命。第四，恐怕要算汪精卫先生的处置，在1931年的冬天及1932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定》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做“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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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目前算是站住了，但离现代化的政府还甚远呢！政府在这两年之内所暴露的乱七杂八也就够了，行政的效能和廉明并未因国难而加增，步法不整齐，组织不紧密，处处皆可以看得出。前途如何，还要看现在人人所讲的团结和建设究竟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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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众呢？民众在“九一八”试金石之下所暴露的性质是与军队和政府一样的。论感情、知识、品格，民众也是包古今中外而兼有之，内容是极参差不齐的。在这两年之内，民众极悲哀的牺牲和极滑稽的虚伪，极纯粹爱国的行动而又参以小政客的手段，或极卑鄙之事业而加以爱国的粉饰，我们都一幕一幕地看见了。比之四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今日中国的民众究竟进步多了。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无民众慰劳军队的事情；这一次捐钱的捐东西的，为军队做东西的，各大城市都有了。上一次，学生只知公车上书，反对和议；这一次除到南京请愿外，尚有造烟幕弹、钢盔，及实际在后方修路，或到前方去作战者。总而言之，民众意识的进步是毫无疑问的。和这点同样要紧的，中国新的知识阶级，从这两年的经验，大大地感觉军事应该知识化、科学化，于是愿以其科学训练及特殊知识贡献于军队者亦日见其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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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两年我们对这严重国难的处置，我们若说中国前途定有希望，我们却无把握；若说中国的前途绝无希望，事实又不尽合。我们有奋斗的天能，且有奋斗的机会。这天能是否会继续发展到充分的程度——非到充分的程度不能济事；这机会是否会被我们利用，到充分的程度，这些问题全在我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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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九 国际现势的分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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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中，我在本刊发表一篇时论，题目是《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我彼时说过，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大分水界。这一年之内，国际的三大事业都失败了：国联处置中日问题失败了，裁军会议失败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也要告失败了。这三大事业的失败就是欧战以来国际主义的破产，和褊狭的、军备竞争的、商战的国家主义的胜利，人类的前途是不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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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半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显明了。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1933年的前半是国际主义最后的努力，后半是国家主义火速的膨胀。我们若具体地研究现今的国际形势，就更能了解其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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