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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八“九一八”——两年以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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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至于政府及军队，更用不着说，在国难之下，其强弱优劣都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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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就是我们民族这样的一种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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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划民族的前途计，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长短成败，应该知道在文化的过程之中，我们现在已经跑到什么地点，以我们的本质，我们能否跑到最高的目的地。我们现在看看这中华民族，在“九一八”的试金石之下，表现了什么样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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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论军队，因为军队所受的试验最深，又因为军队就是民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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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队，从器械、组织、训练、精神看起来，就全盘说，简直是一堆大混沌。飞机、汽车、洋车、大车、单轮的人力车，以及骆驼驴马；野炮、机关枪、手榴弹、大刀，以及高射炮；从上古人所用的器械到近代人所用的器械，无所不有，哪一样都不齐备。单就步枪一门说（步枪是兵士最基本的器械），我们军队里面有江南制造局的、汉阳兵工厂的、巩县兵工厂的、德州兵工厂的、太原兵工厂的、奉天兵工厂的，以及欧美日本各国来的。同是国产，有些采用德国的式样，有些采用日本的式样，有些采用捷克的式样。同采用一国的式样，有些用四十年以前的模型，有些用最新的模型。若把我们军队里的物质设备各种各样抽一个标本，堆在一处，我们就有个很好的博物院。甲午之役——将近四十年前敌人给我们第一次试金石的时候——我们的军器，就内部的参差不齐说，虽已够乱了，还不及现在的乱杂；就与敌人军器比较说，四十年前，我们与他们相差无几（这是就陆军说，若论海军，我们那时只有过而无不及），现在我们与他们相差太远了。我不是说，我们这四十年来全无进步，进步是有的，不过敌人的进步比我们更快，并且他们的进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的进步是全无次序的。实际近七十年来，日本政府对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军事，一贯地强行统制，而我们则一贯地敷衍迁就，听其自然；偶有提倡，亦是朝令夕改，漫无计划地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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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器械如此，其组织和精神亦复如此。有些军队中央要调到前线去的，不受调动，有些又自告奋勇。在前线的兵士，有些见敌则退，甚至于未见敌人就退了的，同时有些军队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所能打死而不能打退的。这两年之内，我们一方面有热河可怜可耻的崩溃，另一方面又有淞沪、喜峰口、冷口、南天门的可敬可悲大奋斗、大牺牲。在“九一八”的试金石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军队，论组织和训练，虽差得很远，但论本质，论练军的人力原料，我们这个民族并非老大腐化，实在尚能大有作为。比这点还要紧的是这两年来军队意识的变迁，兵士现在知道凡为民族奋斗的，民族必拥护之，甚至崇拜之。在这两年之内，兵士们始知道勇敢和牺牲的无上光荣，始知道当兵的民族意义，因为社会的敬重，兵士从此将自敬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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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论政府，最使我们痛心的是政府事先的毫无准备。我们的外交部，在“九一八”以前的半年，简直是在那里做梦。我不知道外交当局是为自己的标语所麻醉，还是因为忙于向民众鼓吹，向政府党部做报告而无暇看国际的风云呢？稍有外交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取消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不是中国的大难关，东北问题才是中国的难关。“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政府在对外上，大致还不错。诉诸国联，虽只得着道德的胜利，但我相信，这道德的胜利是有无上价值的，并且以中国现在的国势，要得着实体的胜利是万万做不到的。得着了道德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外交当局，尤其是我国历次出席国联的代表。倘若在十年之内，我们内政的成绩能赶上这两年来外交的成绩，那时候，我们一定看得出道德胜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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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内政的成绩上却又差些，除最近半年外，政府始终不肯负责任。锦州中立区之未能成立，虽大半由于所谓民众——实在是一般士大夫一的盲目，政府的不肯负责、不敢负责实亦是要紧的缘故。政府的要人，在过去这两年之内，明明知道不能不有局部的交涉和妥协，但无人敢说老实话、良心话，无人敢不逢迎民众。不过此中亦有可原者，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南京政府本身就在狂风暴雨之中，一不小心，大势就去了。世人常怪政府的不和不战，殊不知和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内，战则政府必被推倒于外。要政府宣布或和或战者，其志并不在和，更不在战，不过欲借和战问题以倒政府而已。一般人民，为感情所冲动，不知此中的作用，遂随声附和，在野领袖既以政客手段对政府，政府亦只好以政客手段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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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九一八”的试金石之下居然不但未被推倒，反而因之巩固，这是天下的大奇事。近百年来，世界各国倘对外有重大的损失如东北四省，其政府无有不被推倒者。大战后，战败各国的革命就是目前的例子。我国则不然，1933年9月18日的政府反比1931年9月18日的政府要稳固，此中缘故颇难索讨。我想第一是民族意识的进步，我们究竟觉得在此严重国难当中反起内哄实在是不像样子，说不过去。第二是武人的明理。我们文人骂武人已经成了习惯，实在他们的爱国心并不在我们文人之下。并且他们的思想比较简单，大是大非反而容易判断，因之更容易受民族意识的熏染。第三，国民党究竟有充分的民众运动经验。党员既从民众运动出身，他们对付民众运动的手段总比旧官僚要胜一筹，所以历史家常说唯独出身革命者能制服革命。第四，恐怕要算汪精卫先生的处置，在1931年的冬天及1932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定》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做“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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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目前算是站住了，但离现代化的政府还甚远呢！政府在这两年之内所暴露的乱七杂八也就够了，行政的效能和廉明并未因国难而加增，步法不整齐，组织不紧密，处处皆可以看得出。前途如何，还要看现在人人所讲的团结和建设究竟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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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民众呢？民众在“九一八”试金石之下所暴露的性质是与军队和政府一样的。论感情、知识、品格，民众也是包古今中外而兼有之，内容是极参差不齐的。在这两年之内，民众极悲哀的牺牲和极滑稽的虚伪，极纯粹爱国的行动而又参以小政客的手段，或极卑鄙之事业而加以爱国的粉饰，我们都一幕一幕地看见了。比之四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今日中国的民众究竟进步多了。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无民众慰劳军队的事情；这一次捐钱的捐东西的，为军队做东西的，各大城市都有了。上一次，学生只知公车上书，反对和议；这一次除到南京请愿外，尚有造烟幕弹、钢盔，及实际在后方修路，或到前方去作战者。总而言之，民众意识的进步是毫无疑问的。和这点同样要紧的，中国新的知识阶级，从这两年的经验，大大地感觉军事应该知识化、科学化，于是愿以其科学训练及特殊知识贡献于军队者亦日见其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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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两年我们对这严重国难的处置，我们若说中国前途定有希望，我们却无把握；若说中国的前途绝无希望，事实又不尽合。我们有奋斗的天能，且有奋斗的机会。这天能是否会继续发展到充分的程度——非到充分的程度不能济事；这机会是否会被我们利用，到充分的程度，这些问题全在我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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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九 国际现势的分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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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中，我在本刊发表一篇时论，题目是《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我彼时说过，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大分水界。这一年之内，国际的三大事业都失败了：国联处置中日问题失败了，裁军会议失败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也要告失败了。这三大事业的失败就是欧战以来国际主义的破产，和褊狭的、军备竞争的、商战的国家主义的胜利，人类的前途是不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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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半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显明了。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1933年的前半是国际主义最后的努力，后半是国家主义火速的膨胀。我们若具体地研究现今的国际形势，就更能了解其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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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世界是以两个条约为其根本宪章的：一个是《凡尔赛条约》，一个是华府会议的《九国公约》。根据前一个条约，列强分派了西洋的权利；根据后一个，列强分派了东洋的权利。这种分派的方法大致是维持订约时候的实状，而彼时的实状利于战胜的国家，或列强中先进的国家。所谓先进的国家，就是近五百年，在欧洲瓜分他洲的过程中，占优势的国家，那就是英、俄、法、美四大帝国。上次大战的根本原因可说是一个后起的帝国——德意志——图谋强迫与这四个先进的帝国分肥。不幸，在上次的大战中，这个后起的帝国战败了，结果战后权利的新分派更不利于德国。他的海外殖民地全被剥夺，在欧洲，土地丧失也不少，并且因为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诸国的成立，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及军事地位远不如战前。换句话说，德国因谋一个世界的更优地位致其在欧洲的地位降低。于此我们尤应注意的是德国失败的缘故，这个缘故，无疑地，是与英国作敌。英德未成仇雠之先，德国外交是时常优胜的。倘若在上次大战中，英国不加入，德国无疑地可以战胜法俄。英德的冲突并不在欧洲大陆，全在海外，所以这冲突的结晶成为海军竞争，德国为维持在大陆的权利无须海军，他在战前竟与英国争海权，那就是因为他企图世界强权。在近代史上，所有海权的竞争都是世界强权的竞争：扩充海权的国家都是争世界强权的国家。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先进的帝国虽彼此之间利害冲突甚多，倘若后起的帝国野心太大，致先进的帝国都受危害，那么先进的帝国必彼此妥协，合纵以对付这后起者。战前英法俄的联络就出于这种动机，所以上次的大战根本是先进国与后起国的冲突。结果先进国胜了，于是他们战前优胜的地位更加优胜。他们当然是心满意足，组织一个国联，来给现状一种法律的、精神的、道德的保障。《国联盟约》、《洛加诺公约》、《非战公约》，及裁军运动都是在维持现状的大前提之下产生的，都是这些先进而胜利的国家维持现状最便宜、最经济的方法。所谓战后的国际主义就是这么一回事，所谓国际主义的破产，就是这些方法的不适用，先进而胜利的国家又须把战前的军备竞争及外交纵横那一套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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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特别，实际是与欧洲的问题大同小异的。《九国公约》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条约，日本也是一个后起的帝国。所特异者，这个后起的帝国在上次的大战中是与先进国为伍的。在欧战期中及在战后分赃之际，他算是沾了光。赤道以北的德属太平洋的岛屿，国联委托了给他去统治——这是日本在太平洋海权的长进。日本在欧战期中在中国所得的权利，山东除外，列强也未追究——这是日本在大陆上的长进。但是《九国公约》此外则加了严厉的限制：对中国，日本必须尊重主权的独立、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对其他列强，日本必须尊重通商的和投资的均等机会。条约上虽分两方面，实际除非中国有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列强是得不到均等机会的。这个《九国公约》与华府的《海军条约》是连成一片的，《九国公约》订定了现状的维持，于是各国缩减海军以缩减维持现状的费用。列强在战后处置远东问题的精神与处置欧洲问题的精神如出一辙，在远东，这些先进国也是图谋一个最经济的方法来维持有利于己的现状。“九一八”以后，日本的行动也是使这方法不适用，迫着先进国利用战前的旧方法，于是有法俄的联欢、美俄的恢复邦交，及美国的新海军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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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一八”以来，我们所看见的、所痛恨的是东北的丧失。在世界先进帝国眼里，这个问题不是个东北问题，是个世界权利旧分派的推翻和新分派的成立问题。东北本身虽至关重要，但至少英美法意四国在东北既无大宗商业和投资，并且就是日本没有“九一八”的举动，他们也是没有经济发展的希望的。他们所以关心，一则因为远东的现状不能维持，欧洲的现状也是不能维持，因为维持现状的条约，如《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是双方公用的；二则因为东北是日本向先进国进攻的一步，也是进攻第二步的好资料。中日问题的严重，全在乎这个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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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的发展全在日本是否要即时举行第二步，换句话说，日本外交家此后是否将取守势或攻势是第二次大战的主要关键。如果日本表明他是为东北本身而占领东北，他现在既得了东北所以就心满意足，那么，第二次大战未必爆发。如果日本自己要给东北问题更大的世界性，那么，大战是必会在短期内——一二年爆发的。日本的外交现在究竟是取守势呢，还是取攻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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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的真正政策，我们很难知道。我们如果设身处地，专凭理智来计日本的利害，我想他必采守势的外交，正如毕士麦得了亚罗二州以后，始终只守不攻，因为他一采守势，其他国家就无可如何了。第一，美国政府现在对任何方面都不能行攻势的外交。美国人民对东北本身没有多大兴趣，民间反战的空气一向是十分浓厚的。现在美国朝野正在那里图经济复兴，纵使政府要向日本进攻，美国的舆论和军备均不容许。美国现在虽扩充海军，但以条约为限度，而这条约的海军是守的海军，不是攻的海军。第二，苏俄与日本的关系极紧张，但苏俄目前所患者是日本的进攻，不是日本的保守已得权利。苏俄至今仍愿与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苏俄最近又声明仍愿出售中东路。“满洲国”的成立虽不利于苏俄，但直到现在苏俄毫无以武力推翻“满洲国”的形势。为苏俄计，国内工业化的长进是当前的急务。美俄复交当然是针对远东问题的，但复交以外，美国政府不能有协助苏俄任何秘密条约或了解。美俄两国既不愿进攻，他国更不必说了。在这种状况之下，广田若采守势的外交，那是很自然的。中东路出售的交涉，他力图进行。对英美的和缓，他简直不遗余力。他每次的正式表示都把日本皇帝退出国联的诏书抬出来，那篇诏书的主旨在于日本虽退出国联，日本为维持世界的和平，仍愿尽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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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近半年的外交是很矛盾的。第一，广田这次在国会的演辞，不但声明“满洲国”必须维持，并明言华北的治安与日本有关，华北的局面若有变动，日本必出面干涉，对于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他也预留干涉的权力。无形之中，这个干涉权的保留岂不是日本的门罗主义的宣布？这是攻势的外交——这表示日本不是单为东北本身而占领东北，是要拿东北来控制全中国，这种野心之大超过战前德国任何发展计划。这是国际形势所不许的，最可注意的不仅是这一篇演词，还是日本的基本形势。日本得了东北以后，国防问题、移民问题、原料问题算是解决了大部分，但是商场问题仍未解决。在现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形势之下，中国的商场是日本工业前途最可靠的商场。在未得到保障以前，日本的国策仍不能贯彻，所以对于关内的中国，日本是不能放手的。第二，倘若日本是采守势的外交，溥仪不应在这时候称帝。至于说溥仪称帝是表示“满洲国”实在的独立，这只能骗小孩，不能骗明眼的外交家。高丽虽曾有一个几百年的王朝仍不免于亡国，何况这个日本一手造的“满洲国”的王位？溥仪称帝只能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吸收蒙古人的人心，这又是攻势的外交。第三，日本人似乎已把海军平等作为日本的国策，这个海权问题更直接与世界强权相关，日本竟欲一跃而跻与英美平等的地位。东北问题，英美或可通融，因为它还勉强可作为一个区域问题看。海军平等问题绝无区域性质，绝不是英美所可通融的。日本人因占领东北所引起的恐慌尚以为不足，反要在此以上，加海军平等企图更大的恐慌，这是先进国所能容忍的吗？与这海权有关系的，有赤道以北的海岛问题。到了1935年，日本与国联完全脱离关系的时候，如日本一面要求海军平等，一面又要求保留太平洋的任委统治的海岛，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同时从日本立场看，这个海权竞争也是不能放弃的。没有充分的海权，亚洲的门罗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南洋及印度的商业也是无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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