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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半，我上了“奉山路”的特别快。在上车以前，没有人问我要看护照。上了车以后，前面所讲的那位荷枪兵士不久也上来了，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欧洲去。大概我的“欧洲”是十足湖南土音的，我说了三遍，他还没有懂，他很气，我也很气。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名片及北平日本使馆给我的介绍信给他看。他看了，不再问就下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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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我算出了关，进了“满洲国”。现在且谈这个“奉山路”的特别快，最后一辆是头等，头等以前是二等，二等以前是饭车，饭车以前是什么，我没有去看。饭车及头等二等的式样完全与“南满路”相同，而其精致反过之。尤其是那辆头等车，一半是坐车，一半是客厅，最后是观望台；其装饰之巧美，只有日本人能做得出。这辆车子之新，新过“满洲国”。日人好美而尚武，我们好美者尚雅，而雅者多半有痨病：这是什么缘故呢？车开不久，侍役在各客人前搁了双拖鞋。同车者仅4位日本客人，两文两武。文武同时脱下皮鞋，套上拖鞋，我也跟着他们在“奉山路”过日本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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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没有特别风景，乡间的状况一如关内，各处都满布太平景象。我看不出什么“王道”，挑担者挑担，赶火车者赶火车，一概仍旧。沿途的站上，兵稍微多一点；沙袋、铁丝网、碉堡似乎也比往日多一点，不过这些只使人们想起霸道。车到锦州的时候，一位高级日本军官上车，站上排满了送行的人：军官居首，次是兵士，再次是成年平民，再后是儿童。车开的时候，行军礼的行军礼，弯腰的弯腰。我不知怎样忽然想起法国1791年的宪法，那个宪法把国民分为两种，积极的或动的国民（active citizen）及消极的或静的国民（passive citizen）。静的国民有人权而无民权，唯独动的国民有人权，亦有民权。当时法国革命的激烈分子批评这个宪法为反动，我倒觉得国民有动静之分是彰明昭著的事实，与是非毫无关系。锦州站上的送行列队表示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文武，都是动的国民。我们的人口虽六倍于日本，恐怕我们之中动的国民之总数还不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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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7点多钟，车到沈阳，日人叫“奉天驿”，这里我又须等4个钟头，我得想法子“杀时”。在满铁站的食堂里吃晚饭“杀”了一点钟，这里的菜单与“奉山路”车的菜单是一样的，第一行是日文，第二行是和化的汉文。我不懂日文的时候，看和化的汉文；不懂和化的汉文的时候，就看日文；把两种凑合起来，可以勉强定菜。譬如，车上有牛肉扒，日文字母说这就是Beefsteak。蝴蝶蛋这个名词多么诱人，但是拿出来一看，不是别的，就是一面煎的两个鸡蛋。吃了饭，还有3个钟头，只好在候车室里观人。许多青年日人，身着洋服，兴高彩扬地，在室里谈话吸烟。仔细看看，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不自然。快乐的、自然的，还是那些脚拖木屐、身着宽袖大领和服的人。最不自然的是日本军官，他们的长统皮靴子使旁观者看见不舒服！日本的西洋化虽比我们高些，日人的天性似乎不安于西洋文化。日本国内的不安及日本给国际的不安归根岂不是因为日人中了西洋文化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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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上“南满路”的特别快。上车以后就睡，醒来就到了“新京驿”。1929年的夏天曾游过长春，现在似乎热闹多了。上了“中东路”的车以后，一个着制服的人进我的房间，问我要名片。他看了，就问：“那边都好？”我答：“那边都好。”他又问：“您舒服吗？有什么事我可做吗？”我答了“没有”，他笑嘻嘻地下去了。不久又来一个着便服的，他道歉式地说：“您知道我不能不这样做。”于是他问我答，不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去等，总共不过四五句，他也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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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或“北满路”，车子有点像汪精卫先生所说的破落户，宽大，而且曾有一个时代很讲究，现在不过装个体面而已。上午8点多钟开车，下午2点到哈尔滨，沿途的景象一如常态。我同房的皮箱上面写的P.Y.Wu，但他手里拿的是本日文杂志，我们始终没有交谈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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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格兰得火大鲁”（Grand Hotel）几乎是专为西伯利亚旅行者而设的，事无大小，这旅馆没有不能代办的。旅客把事情委托了以后，可以安心乐意地到街上去玩。上次我在哈尔滨的时候，特区的长官是张焕相。他治哈埠的精神很像诸葛亮治蜀那样，抱定鞠躬尽瘁的目的，事无大小必亲自处理。那时我因为要知道外人对哈埠市政的感想去找了美国总领事汉森先生谈话，我问他美侨是否缴纳市税。他回答说：“美侨为什么不纳税呢？市中道路、警政、电话等都办得大有长进。我们的商人既然享受这许多的便宜，他们有何理由不纳税？”民国十八年可说是中国人在哈埠的黄金时代，造孔庙、建宫殿式的中学校舍，收回“中东路”的地亩和电话，开市民议会——论市政，那时哈埠是全国的模范市；论国际关系，那时特区长官勇往直前地收复失权。那时在哈埠的中国人真能扬眉吐气，不免太骄傲一点，目中太无人了（这种心理是以后中苏战争的根由）；白俄赶车，做叫化子，在街上替人刷鞋，做娼妓，开饭店；赤俄为主义所束，大势所迫，进退两难；至于日人，那时他们是看戏的，不是唱戏的。现在日人不但上了台，且唱的是主角，中国人少数上台的不过装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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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早晨，搭中东路车往满洲里。车子过了松花江，四面一片汪洋。我很奇怪怎么哈埠以北来了一个大湖，打探才知道是涨大水，过了半个钟头始到旱地。下午路过一站名叫“成吉思汗”，可惜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与成吉思汗有什么关系。大概说来，齐齐哈尔以东，土地肥沃；以西则只有草地，且带点沙漠气象。有几站有日人的军功碑：某年某月某日帝国军队某营某团以少敌众，杀退几千几万中国兵。有些地方有日本军官的土坟，简略的木牌说明这是大佐或中校某某以身殉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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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星期一）清早到满洲里，这是中东路的最西一站，过了这站就入苏俄境了。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还没有到站，我们只好到市里去玩玩。我同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文教员，一个是钟表商——进城。读者不要误会，满洲里与中国其他城市大不一样。第一，此城没有城墙。第二，市上的房子大多数是木建的。第三，街道宽则宽矣，全是自然的，雨后的状况可想而知。第四，店铺的招牌全是汉俄合璧，伙友全是能说俄国话的山东人。不到黑龙江及西伯利亚走走，我们不能知道山东人的殖民能力。走了半点钟，我们把满洲里的街道都走到了。所见的人，汉俄的各半，似乎很相安的。我看见少数日本兵，一个小小的日本旅馆，我没有看见日本商店或日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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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满洲国”检查出“国”旅客的行李和护照。检查护照者是个说英文的日人，连办公室墙上的通告都是日文的。他读了我的介绍信，倒很客气，没有多问，并且祝我一路平安。检查完了，上西伯利亚特别快。11点多钟车开了，我就算经过“满洲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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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十二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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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抱有事业志愿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极短的时期内无不感叹地说：“在中国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时做事，很困难；做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为做官而做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力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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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气的盛行已太久了，在前清宣统年间，全国所认为罪魁的是盛宣怀。其实当时的权贵，哪一个做的事之多且大可以比得盛宣怀？社会对其贪污之厌弃，固是公论，但对其所创造之事业曾无一词的赞许，这岂算得公道？在光绪年间，权臣最受御史的弹劾及清议的批评的就是李鸿章。其实在光绪一朝，集其他人物的一切事业还不及李鸿章的事业的一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几个人敢于大规模地改造传统的制度？这几个人的名誉又如何？秦始皇创造了大一统的中国而论者只知其“暴”，那班假托为封建诸侯复仇的反得着了二千余年的士大夫的同情。王莽及王安石乃我民族仅有的社会经济改造家，而二人之为奸，在士大夫的眼光里，只有程度的差别。这种空气只能培养高官达爵，不能产生事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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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如此，其他各界亦复如此。最可痛心的是这种病态心理已深入教育界，现在在这界服务的人大多数只愿担任教学，不敢担任行政；担任教学的人大多数又只愿讲学，不愿督学。我国教育之宜改良，这是人人承认的。但是教育部部长、校长、院长、系主任一动手改革，那就满城风雨了。若以报纸所载的为根据，中国人的理想大学是这样的：对教职员无论如何不裁人；对学生不收学费，津贴愈多愈好，按期发文凭。其实在我国的学术早已化成资格的造就，科举虽废了，科举的心理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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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其注重个人主义可以与我们相比，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是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荣，食人之力为耻；我们以自食其力为耻，食人之力为荣。他们崇拜英雄、事业家，我们不崇拜。在他们的社会里，不做事而说便宜话的没有立身之地；在我们这社会里，不做事者的骂人就是清议。英美是民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但英美人民并不惜以重权付诸其领袖；我们号称几千年专制的国家，但在我们中间，有一人操权，就有百人忌他、骂他、破坏他。英美的个人主义是为个人谋创造的自由及机会，同时鼓励别人的创造；我们只有地位欲，没有事业欲，我们不图创造，亦不容别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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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位青年朋友来找我，要我替他在南京政府里谋一差事，我问他能做什么、希望什么薪金。他说他能抄写，希望六七十元一月。我就告诉他，这六七十块钱也是人民出的，应该替人民做六七十块钱的事情。他的回答很愤慨：“在南京拿六七百元一月而全不做事的太多了，你何必计较这六七十元呢？”三十几年以前，中俄合办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要保存合办名而实行独办，于是把位高禄厚无事的督办位置给中国人做；我们以为占了便宜，于是心满意足。近代在所谓中外合办的事业上，外人利用我民族这种弱点者还不仅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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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几千年来一切的国难都敷衍过去，这一次也能敷衍过去，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美国提高银价，我们的农工商业就受重大打击，只有国家积极的政策始能挽回万一。英国要联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也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的。日本放弃金本位，我们的幼稚工业就受压迫，这不是各工厂各自努力所能抵抗的。日本要为大和民族谋万世安全，我们就发生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的。这种外来的压力，如同黄河长江的洪水，非有强有力的政府、积极做事的政府，及全国的总动员，是无法抵御的，现在的世界是个积极的世界、事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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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被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对一切公私事业，只要大政方针不错，我们只有善意的批评，没有恶意的破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都是新事业，是我民族没有经历过的事业。做或者要做错，不做则永远做不好。做尚有一线之望，不做等于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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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除地位的人生观，抱定事业的人生观，这是我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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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十三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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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似乎有共同的趋势：素不行政治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都向望着民治走，未曾使用机械的国家也步步地踏入工业革命的园地。却是大战以后，经苏联的革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诸国的法西斯运动，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反而背道而驰了，至少是各向各方去了。现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趋势，所谓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国亦有各国的说法了。虽然，此中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斯大林与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的立场上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左派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男的、女的，白种、黄种，老年、幼年，没有一个肯树反自然科学和反机械工业的旗帜，所以我们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没有人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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