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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格兰得火大鲁”（Grand Hotel）几乎是专为西伯利亚旅行者而设的，事无大小，这旅馆没有不能代办的。旅客把事情委托了以后，可以安心乐意地到街上去玩。上次我在哈尔滨的时候，特区的长官是张焕相。他治哈埠的精神很像诸葛亮治蜀那样，抱定鞠躬尽瘁的目的，事无大小必亲自处理。那时我因为要知道外人对哈埠市政的感想去找了美国总领事汉森先生谈话，我问他美侨是否缴纳市税。他回答说：“美侨为什么不纳税呢？市中道路、警政、电话等都办得大有长进。我们的商人既然享受这许多的便宜，他们有何理由不纳税？”民国十八年可说是中国人在哈埠的黄金时代，造孔庙、建宫殿式的中学校舍，收回“中东路”的地亩和电话，开市民议会——论市政，那时哈埠是全国的模范市；论国际关系，那时特区长官勇往直前地收复失权。那时在哈埠的中国人真能扬眉吐气，不免太骄傲一点，目中太无人了（这种心理是以后中苏战争的根由）；白俄赶车，做叫化子，在街上替人刷鞋，做娼妓，开饭店；赤俄为主义所束，大势所迫，进退两难；至于日人，那时他们是看戏的，不是唱戏的。现在日人不但上了台，且唱的是主角，中国人少数上台的不过装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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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早晨，搭中东路车往满洲里。车子过了松花江，四面一片汪洋。我很奇怪怎么哈埠以北来了一个大湖，打探才知道是涨大水，过了半个钟头始到旱地。下午路过一站名叫“成吉思汗”，可惜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与成吉思汗有什么关系。大概说来，齐齐哈尔以东，土地肥沃；以西则只有草地，且带点沙漠气象。有几站有日人的军功碑：某年某月某日帝国军队某营某团以少敌众，杀退几千几万中国兵。有些地方有日本军官的土坟，简略的木牌说明这是大佐或中校某某以身殉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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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星期一）清早到满洲里，这是中东路的最西一站，过了这站就入苏俄境了。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还没有到站，我们只好到市里去玩玩。我同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文教员，一个是钟表商——进城。读者不要误会，满洲里与中国其他城市大不一样。第一，此城没有城墙。第二，市上的房子大多数是木建的。第三，街道宽则宽矣，全是自然的，雨后的状况可想而知。第四，店铺的招牌全是汉俄合璧，伙友全是能说俄国话的山东人。不到黑龙江及西伯利亚走走，我们不能知道山东人的殖民能力。走了半点钟，我们把满洲里的街道都走到了。所见的人，汉俄的各半，似乎很相安的。我看见少数日本兵，一个小小的日本旅馆，我没有看见日本商店或日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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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满洲国”检查出“国”旅客的行李和护照。检查护照者是个说英文的日人，连办公室墙上的通告都是日文的。他读了我的介绍信，倒很客气，没有多问，并且祝我一路平安。检查完了，上西伯利亚特别快。11点多钟车开了，我就算经过“满洲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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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十二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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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抱有事业志愿而入政界者，十之八九在极短的时期内无不感叹地说：“在中国做官可以，做官而要同时做事，很困难；做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为做官而做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力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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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气的盛行已太久了，在前清宣统年间，全国所认为罪魁的是盛宣怀。其实当时的权贵，哪一个做的事之多且大可以比得盛宣怀？社会对其贪污之厌弃，固是公论，但对其所创造之事业曾无一词的赞许，这岂算得公道？在光绪年间，权臣最受御史的弹劾及清议的批评的就是李鸿章。其实在光绪一朝，集其他人物的一切事业还不及李鸿章的事业的一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几个人敢于大规模地改造传统的制度？这几个人的名誉又如何？秦始皇创造了大一统的中国而论者只知其“暴”，那班假托为封建诸侯复仇的反得着了二千余年的士大夫的同情。王莽及王安石乃我民族仅有的社会经济改造家，而二人之为奸，在士大夫的眼光里，只有程度的差别。这种空气只能培养高官达爵，不能产生事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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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如此，其他各界亦复如此。最可痛心的是这种病态心理已深入教育界，现在在这界服务的人大多数只愿担任教学，不敢担任行政；担任教学的人大多数又只愿讲学，不愿督学。我国教育之宜改良，这是人人承认的。但是教育部部长、校长、院长、系主任一动手改革，那就满城风雨了。若以报纸所载的为根据，中国人的理想大学是这样的：对教职员无论如何不裁人；对学生不收学费，津贴愈多愈好，按期发文凭。其实在我国的学术早已化成资格的造就，科举虽废了，科举的心理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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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其注重个人主义可以与我们相比，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是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荣，食人之力为耻；我们以自食其力为耻，食人之力为荣。他们崇拜英雄、事业家，我们不崇拜。在他们的社会里，不做事而说便宜话的没有立身之地；在我们这社会里，不做事者的骂人就是清议。英美是民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但英美人民并不惜以重权付诸其领袖；我们号称几千年专制的国家，但在我们中间，有一人操权，就有百人忌他、骂他、破坏他。英美的个人主义是为个人谋创造的自由及机会，同时鼓励别人的创造；我们只有地位欲，没有事业欲，我们不图创造，亦不容别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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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位青年朋友来找我，要我替他在南京政府里谋一差事，我问他能做什么、希望什么薪金。他说他能抄写，希望六七十元一月。我就告诉他，这六七十块钱也是人民出的，应该替人民做六七十块钱的事情。他的回答很愤慨：“在南京拿六七百元一月而全不做事的太多了，你何必计较这六七十元呢？”三十几年以前，中俄合办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要保存合办名而实行独办，于是把位高禄厚无事的督办位置给中国人做；我们以为占了便宜，于是心满意足。近代在所谓中外合办的事业上，外人利用我民族这种弱点者还不仅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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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几千年来一切的国难都敷衍过去，这一次也能敷衍过去，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美国提高银价，我们的农工商业就受重大打击，只有国家积极的政策始能挽回万一。英国要联日以制俄，我们就成了英国送给日本的礼物，这也不是靠圆滑的无为所能阻止的。日本放弃金本位，我们的幼稚工业就受压迫，这不是各工厂各自努力所能抵抗的。日本要为大和民族谋万世安全，我们就发生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独善其身”的传统哲学所能补救的。这种外来的压力，如同黄河长江的洪水，非有强有力的政府、积极做事的政府，及全国的总动员，是无法抵御的，现在的世界是个积极的世界、事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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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当儿，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应该被打倒。我们要做事，我们要修路、要治河、要立炼钢厂、要改良棉种麦种、要多立学校、立更好的学校。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对一切公私事业，只要大政方针不错，我们只有善意的批评，没有恶意的破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都是新事业，是我民族没有经历过的事业。做或者要做错，不做则永远做不好。做尚有一线之望，不做等于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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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除地位的人生观，抱定事业的人生观，这是我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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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840~1937 十三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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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似乎有共同的趋势：素不行政治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都向望着民治走，未曾使用机械的国家也步步地踏入工业革命的园地。却是大战以后，经苏联的革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诸国的法西斯运动，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反而背道而驰了，至少是各向各方去了。现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趋势，所谓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国亦有各国的说法了。虽然，此中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斯大林与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的立场上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左派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男的、女的，白种、黄种，老年、幼年，没有一个肯树反自然科学和反机械工业的旗帜，所以我们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没有人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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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欧西以外的国家都被这种文化征服了。抵抗这种文化的国家不是被西欧占领了，化为殖民地了，就是因战争失败而觉悟，而自动地接受这种文化，胜利的抵抗是没有的，能利用这种文化来生产、来防守国土者就生存，不能者便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规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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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西以外的国家接受科学机械文化的过程，有几点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接受越早越便宜，越迟越吃亏。在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的后四十年——远东历史的最重要事实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竞争，在那个竞争之中得胜者一切都得胜了，失败者一切都失败了。18及19世纪俄罗斯及土耳其的形势亦复如此，俄国能占领黑海以北的土地是因为大彼得在18世纪初年为俄国立了近代化的基础，近代化的迟早快慢和程度是决定近代国家命脉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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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机械文化从西欧向外发展的区域有两种。一种是土著的人很少，西欧人移居其中，把这种文化带去了，美洲及澳洲之成为西欧文化区域是因为美洲及澳洲成了西欧人居住的区域。另一种是人口稠密，西欧人不能移殖的区域，如东欧、中国、日本、印度。西欧人的势力到这些地方去的目的是政治经济的，不是移民的，这些地方能否近代化须看地方人民自己的努力。第一种区域近代化的过程是简单的、自然的，其经验没有可资我们借镜的。第二种区域的近代化都是从艰难困苦内忧外患交迫中得来的，其过程之富有色彩和戏剧性是历史家和政治家不能也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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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近代史的前几幕就亡国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余有四国可资比较，即中国、日本、俄国、土耳其。这四国的经验有紧要的共同点，四国近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俄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大权独揽的大彼得，日本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贵族的政治家，中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同治年间的权贵，在内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文祥，在外长江的督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土耳其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留学西欧的知识分子。在四国，群众都是反对近代化的。这不是说这四国的群众是比别国的群众特别顽固，无论在哪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在辛亥年，如果全国对国体问题有个总投票的机会，民众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现在的民众如有全权决定要不要修汽车路，大多数会投票决定不要汽车路。数年之前，如苏联的民众能自由选择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维持分耕的。凯末尔假使遵从民意，土耳其妇女的解放就不会实现了。我们在欧西文化区域内受过教育的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个区域内的民意哲学，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境遇完全不同。英法德美各国进步上的再进步是可迟可早的，至少不致成为国家存亡的问题。欧西文化区域以外的国家则不能不积极地推动各种反民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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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近代化既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近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没有大彼得的横暴——不仅专制——旧莫斯科的守旧势力是不能被打倒的，俄国或要保存鞑靼的、东欧的文化直到拿破仑大战的狂风暴雨，18世纪的宝贵光阴将整个的空费了。在民族的竞争之中，百年的落伍是不易补救的。大彼得虽于死前未得着俄国人的感激，他是俄罗斯民族的大恩人，这是无容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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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的维新与我国所谓同治中兴有一个极大的差别。日本的维新是以政治革命为基础的，尊王派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以后，政权才集中，维新家始得以天皇的尊严来号召全国。因为天皇的尊严到了绝顶，所以日本的维新家无须倡一党专政，无须用密探和恐怖。同光年间的中国名为统一，实不统一。曾李左诸人的事业不是国家通盘筹划的事业，李鸿章在北洋负创设新陆军和新海军的责任，但他的财源可靠的仅北洋一隅，其他各省的协饷要看李的势力和李与其他各省督抚的私人关系。京内的御史老爷们，甚至各衙门的胥吏及内廷的太监都能和他捣乱。到了甲午，尚有北洋舰队敢与日本一战，李鸿章已算大成功了。只有绝顶天才始能创造新事业，始能为民族百年大计。这些天才，因为没有集中的政权做后盾，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被庸人和群众反对而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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